中国的喇家村，类似庞培古城那样留存下来的考古奇迹，比庞培城的灾难还要早两千多年的死亡现场。

喇家村，位于青海省省会西宁市东南方向190公里的一个地方，属于史前时代晚期。喇家村是一座有400口人的村子，位于民和县南端官亭镇小盆地的黄河上游岸边。村前，舒缓的黄河水在宽阔的河床流过，阶地上林木苍翠，麦浪起伏，这里是大西北少见的富庶之地。如今喇家村厚重的庄廓就沉沉地叠压在古老的遗址上，在田地间和沟渠里，到处散落着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和石器。就连那些干打垒的厚墙里，也砌筑着许多陶器碎片，还夹杂着石器和玉料等。穿行在喇家村里，就好似进入了时空隧道，回到了四千多年前先人们的世界。

青海有烟波浩渺的青海湖、林立的冰峰雪山和苍茫冷峻的戈壁滩，在绝大多数人眼中，它还是一片不毛之地，无法孕育文明的种子。事实果真如此吗？199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叶茂林等专家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区域作综合考古研究，本来已经选定了黄河南岸的一片谷地。可当他们来到官亭镇，来到喇家时，却出乎意料地发现了几件典型的仰韶文化器物——花瓣纹彩陶、尖底瓶和成堆的陶环。他们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要知道这可是在藏区，难道四千多年前中原文化就已经辐射到了这里？于是他们便有了一个意外决定，发掘的地点也就改到了黄河北岸。

在喇家的第一次小规模试掘，就意外发现了宽大的壕沟遗迹。第二次发掘中，又意外发现了史前灾难遗迹——三座房屋内因灾难致死的20具人骨，其中一座编号为F4的房屋内发现了14个个体的人骨架。根据这些人骨在房内的分布，考古学家大致把他们分为六组：

第一组：斜倒在房屋中间火塘上面的是一位16岁左右的成年男性，下肢和脚的位置较低，上肢位置很高，双手上举，左臂骨折。这位小伙子应该是这房里最重要的男人，他身体向前倾斜，跨开两腿，似乎是在坍塌之际想要支撑住房顶，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他死亡时身体还没有完全着地，匍匐向前，在泥泞里挣扎，最后被夹在淤泥中窒息而死。

第二组是在他身旁的一位八九岁的男性少年，侧屈在圆形火塘旁边。他的身体多处非正常弯曲，右臂上举弯曲成90度，右下肢反折在胸前，这种肢骨反折现象只有在强有力的撞击或挤压下才会发生。

第三组极其感人心魄：一位约29岁的女性怀中抱一幼儿，蹲踞倚靠在墙边，臀部坐在两件陶罐上，陶器都已经被她压碎。她上身前倾，紧倚墙壁，屈膝跪地，右掌撑地，左臂把幼儿紧搂在怀中，低着头，脸颊紧贴幼儿头顶。幼儿面向这位女性，身体紧贴在她的怀中，右臂紧紧搂着她的腰部。

第四组：房间一角，有5具人骨挤在一处。三个孩子投向一位三十多岁妇女的怀抱。这位女性，跪蹲着倚在墙下，身体前倾。三个孩子拥向她，头颅聚拢，有的还紧紧用手拉住她。旁边还有一个少年，在一瞬间扑向三个孩子，他的左手搭在成年女性的背上，右臂搂着她的腰，用身体护住三个小孩和这位女性长辈。

第五组：有4具人骨，都是孩子，小的三四岁，大的十多岁，他们聚在一起，相拥而死，姿势各异，或侧身，或俯身，都屈肢，有的骨架变形扭曲。

第六组：此人是F4房间里最年长的男性，年龄在40—45岁。他死亡的位置离门道最近，紧靠门道口西侧，身体向西俯卧。

考古学家的最后统计显示，14人中有9人尚未成年，如果包括18岁及以下的则有11人，其中10岁以下的就有6人。成年人只有3人，3人中确定为男性的只有1人。14人中最小的1—2岁，最大的40—45岁，平均年龄只有16岁。这么多未成年人，显然不是出自同一个家庭。这14具人骨年龄不同，姿态各异，只有在突遇灾难时才会有如此慌乱的景象。

在这座房屋之外，相距不过两米的编号为F3的房址中，也发现了可能在同一时间因同样原因死去的成年女子和一个幼儿。两人死时的位置是在房址的东墙边，成年女子双膝着地跪在地上，臀部坐在脚跟上，用双手搂抱着幼儿。幼儿则用双手紧搂着成年女子腰部。成年女子脸面向上，颌部前伸，似乎正在祈求苍天赐年幼的孩子一条生路。绝望、悲楚之状，不忍卒睹。在4号房址东面不远的7号房址中，同样发现类似的场面：成年女子也是坐在地上，用她的身体保护着孩子，最终也双双死于非命。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场灾难？是天灾还是人祸？通常，考古学家多习惯于首先用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来解释所发现的遗存，诸如一次血腥的战争或种族屠戮、一次杀祭、一种特殊的埋葬仪式或者居室墓葬行为等。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些人躯体完整，并非尸骨不全，没有被砍头、肢解，没有创伤面。自然灾害中，瘟疫泛滥的存在性也得不到充足的物证支持，因为瘟疫不可能使同一群人在同一地点、同一瞬间死亡。

在考古工作之初，考古学家们就发现在房址内到处充斥着几近红色的填土。这些填土成片相连，土质明显区别于本地的黄土，在地层断面上也发现有明显的波浪状沙坡痕迹，地质专家认为这是黄河大洪水沉积的红土洪积层。另外，在附近多个洪水沉积层自然剖面上，学者们还找到了14个旋回的洪水淤积层，说明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洪水多发期。如果是洪水，第一组死者摆出奇异姿势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由于临死前跨步举手的姿势，他身体下面就形成了一个小的空间。在洪水袭来时，泥浆灌进了坍塌的房屋中，渗入并填满了房内所有的空隙。水和泥浆的进入使这个男子的尸骨稍稍上浮，从而造成尸骨在这个地方的这种奇特姿态。而尸骨和房址地面之间就是洪水带来的沉积红土，这些红土把人托起，从而使人离地面有5—30厘米远。也只有因为洪水，第六组那个最年长的男性的位置才能作合理解释，他显然是在洪水涌入房间后，因墙体受损倒地而亡的。或许他本来试图封堵入水口，但却受到自东向西而来的洪水的猛烈冲击，孤力难挡，一下子被洪水淹没。

可是洪水并不足以解释一切。有迹象表明，在洪水之前，似乎还有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大难，造成房屋倒塌。这是因为考古学家们又发现了地震的证据。这证据来自聚落遗址中一个有奠基坑、杀祭坑和埋藏坑的小广场，广场表面是一层层人工铺就、踩踏而成的硬面。然而本该平整的硬地面却呈现出很大的起伏变形——这种情况想必是地震造成的。地震喷砂的砂脉砂管——地震时砂土从地下喷涌出来的通道——和地裂缝也相继被找到，表明地震发生在洪水之先，并形成了最初的房屋坍塌等灾难。

黄土是一种风积粉尘堆积物，对于保存人类居住遗址等遗存来说，是一种极好的物质，因为黄土的沉积速度快，不显酸性，而且使许多能够破坏有机物遗存的物质无法渗入。加上黄河洪水一次次的冲刷，覆盖了劫后的废墟，从而使地震突发的瞬间和遇难人群的临危状态得以完好保存。

人们在面对着绝境中相互救助的死难者的遗骨时，都会被强烈地震撼，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这种联想：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也极有可能是一个暴雨如注的清晨，突然，剧烈的地震爆发了，紧接着滔滔洪水袭来……他们在叫喊着什么？我们无法想象。连命都保不住的人们，没有谁去抢救财物——现场那么多精美的玉器和陶器就在墙角搁置着。大难临头之际，他们选择了相互救助：一群孩子惊恐地拥作一团，一位母亲用自己的身躯庇护幼儿，一个少年想托举房顶的身躯还没有完全倒下，一个幼儿坐在地上似乎还在啼哭……他们挣扎着、扭曲着的躯体，给人以求生的凄美震撼。救助生命——在这一刻映射出的他们人生观的最后底线，与现代社会竟无二致，是他们遗传给了我们这个生物学的求生法则，还是文化传统的本能？他们没有被倒塌的墙壁压死，也没有被火烧烟熏而死，他们是被活活窒息而死的，是被地震和洪水带来的泥石流夺去了生命……这幕短短一瞬间上演的人间悲剧，就这样在封存了四千多年后，被考古学家们完整地揭示出来。同时揭示出的还有我们祖先最直接、最真实、最完美的人性，要讲述喇家残酷而绝美的灾难，怎是这三个“最”字可以概括的？

然而，考古是不允许联想的，即使合乎逻辑的推理也要冒很大风险。这是一个靠证据说话的学科，是今天得出的认识到明天可能就会被新发现的证据推翻的学科，是随时都要准备着修正结论的学科。考古学家可能是天下做学问的人里，最不怕犯错误的。一直是不幸侦探的化身的考古学家，即便遇到这样难得的奇迹，也要作出远比我们的想象谨慎得多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更理性，甚至更冷静，有时你甚至会觉得他们写下的所谓科学文字竟如此的冷漠无情，成为我们沸腾热血的冷却剂。请看他们从体质人类学角度关于死者死因的分析：

我们对出土人骨作了全面观察，目前从体质人类学角度尚无法判断他们的具体死因，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此次在两座房址中发现的16具人骨，皆系一次性突然死亡，应是一次突发事件造成的结果。同时有几点情况值得探讨：

1.本次所鉴定的16个个体中，死亡年龄广泛，以妇女和未成年人为主且同龄者较少，由此他们应该不属于自然死亡，而是死于一场突发性的大灾难。

2.喇家遗址人骨除了在骨骼上发现个体死后由于某种自然原因形成的骨骼断裂和变形外，骨骼上均未发现任何死前形成的创伤。骨骼反映的死亡姿势虽然各异，但都属于一种自发性的条件反射的挣扎或护卫动作，即在灾难来临时，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同时在骨骼上也未发现任何捆绑等强制行为的痕迹和线索，由此，应该排除战争死亡、活埋或宗教祭祀等其他人为造成死亡的可能。

3.骨骼虽然保存较差，但比较清楚，未发现任何火烤的痕迹和线索，由此应该排除火灾死亡的可能。

4.除了在F4×Ⅳ号上发现有腰椎骨质增生现象及F4Ⅲ号和F3Ⅰ号发现有龋齿现象外，未发现任何其他疾病的线索。同时我们看到，由于事件的突发性，人们没有任何反抗、逃跑或迁徙的余地，甚至举家同时罹难，由此看来，也不应该是瘟疫等大规模疾病引起的持续死亡。

5.以上说明他们并非死于战争、瘟疫、火灾及宗教祭祀。他们的死亡原因应从出土状态去找。我们注意到在房址中有厚厚的红色淤积层，骨骼被夹在淤积层内。F4Ⅰ号清理完毕后，仍能在骨骼上面发现红色淤土。因此他们可能死于大洪水。而房址附近地势较高，可以设想，在大洪水来临时，地势较高的房子成了最后的避难所，甚至形成水中孤岛，但他们最后仍然逃脱不了被洪水吞没的厄运。由此F3和F4内的两位母亲才出现了向上天乞求生存和护卫孩子的姿态。

看来，无论考古学家如何谨慎求证，喇家的灾难场景还是打动了他们在研究时隐藏起来的感性神经，他们作出的解释——母亲保护自己的孩子，和一般人看到画面后的第一反应是一样的。可是，考古结论的得出，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言，是“被材料牵着鼻子走”的，因为国内最权威的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检测的结果是：喇家拥抱幼儿的女性与幼儿之间竟然不是母子关系！这令我们对人类在最危难时刻，本能地救助自己亲人的美好期望和心理积淀全部落空。

既然这不是家庭相助，也不是亲人相佑，那该是什么样的人群关系呢？如果他们只是同村，或是邻居，而不是嫡亲同脉，那么他们在危难时刻的舍己相救，岂不是让我们已被打动了的情感神经，要经历再次的感动么？

喇家在反复考问着我们的道德水准和科学精神的底线。按常理，我们当然以为他们是母子，是亲人。可换成理性的分析，我们竟看到了危难之际人性的本质。至此，考古学家们推导出的两个结果，谁对谁错都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从误判和更正中已经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经历了两次生命的洗礼，一次来自亲情，一次出乎人性。亲情与人性，一个都不能少。一次考古误读，却多给了我们一次关乎生命的体验和感动。

考古学家们后来发现，被地震和洪水双重袭击的喇家，依地势看，比较高一些，也许是当时躲避洪水的最后高地。他们设想，洪水大概来得异常凶猛，人们根本无法抗拒，就濒临灭顶了。在性命攸关之际，有多少家庭拼尽了全力，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家长自己却被洪水无情吞没。他们哪里知道，这应急躲避的房子，最后也成了孩子们共同的坟墓。史前人类在突发性的自然灾害面前的确回天乏力，即便今日，如前文说到的菲律宾泥石流灾难不也一样吞噬着人们的生命么？在自然面前，人类永远是那么渺小，我们有什么理由自恃微薄之力，放言豪迈，舍弃敬畏之心呢？

喇家遗迹的画面感如此强烈，如此震撼人心！喇家遗迹呈现给我们的生命形态，似乎在切切向我们喊着：活着，真好！

至此，我们应该从庞培和喇家带来的情感旋涡中，回到本章题目的要旨上来了。

在公众的心目中，考古发现总有那么一点神秘、几分浪漫和无数好奇。之所以有不少人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他们对考古发掘和发现知道得不多，了解得不够。他们能看到的，几乎都是发掘的最后成果，而见不到从发掘伊始到发现结束的全过程。其实，把一个遗址或一座墓葬的整个发掘过程报道出来，已经不仅是媒体，更是所有考古人的公共职责了。这样，人们就能看到，考古人是如何走遍深山险谷、田野河滩、荒漠沙碛、丘陵草原，甚至进入茫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地方；就能明白考古人是怎样艰辛地发掘古遗迹、古墓葬、古窖藏，从种种遗迹和遗物中，探索着千万年以前人类古老文明的起源和历史演变；就能懂得考古学对于发现、了解和保护我们自身的历史，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却又因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充满着挑战。

从物质遗存来研究历史有独特的难度等级，这就是英国考古学家霍克斯所说的，研究技术和经济较为容易，研究社会结构比较难，研究意识形态最为困难。其次，许多地下的文物或由于容易腐烂，或由于人为和自然作用的破坏而无法保留下来，考古学家今天所能研究的只不过是古代人类残存下来的一小部分遗物。

因此，考古学所研究的大多是人类物质文化中不易消失或幸运残留至今的内容，任何从考古调查和发掘入手的历史重建，只能反映过去人类生活的某个侧面。于是，考古学家的工作就只能像侦探一样，将残缺、凌乱而又错综复杂的证据和线索拼凑起来，以便重现过去某一段历史的景象。有些人以为考古学就是拿着铲子在田野里挖掘和采集考古标本，其实那仅仅是“干考古”。现代考古学已经超出了这种发掘技术的范畴，它不仅包括发掘、记录、采集、描述的一套过程，同时还包括了采用各种科技手段和方法来提取信息，用科学理论并根据所收集的证据，来对人类发展历史作出阐释的过程。总之，考古学这门学科的精髓，就在于努力发展更为完善的方法来研究过去，使考古学家早点摘去所谓“不幸的侦探”的帽子。

让我们为在灾难中不幸罹难的喇家村先民们默哀......

【注】

中央电视台根据初步研究成果适时拍摄了电视片《史前部落的最后瞬间》，播出后创下“发现之旅”栏目开播以来最高收视率记录，获得了中国电视的最高奖项金鹰奖和国际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紧接着，喇家遗址被迅速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喇家的发现也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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