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会试考场上有一位36岁的中年男人笔力遒劲，作为一个大龄考生他在这个战场上显然算得上是老将了。这时候距离他在金山卫的院试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秀才早已过去了17年，此后的他屡试不第，只能投身教育事业，一边教书一边考研。终于他在顺天府的乡试中得到考官的赏识，厚积薄发，用17年的不放弃换来了乡试第一名，挟顺天解元的气势，那层名为进士的窗户纸即将被捅破。

然而事实一直尽如人意的是网文，事实开始不如人意，最终峰回路转的是动漫，事实不尽如人意，但让人不断回味的才是生活，徐光启在这个时间点显然没有迈过生活设下的这道门槛，在那个比如今的高考难上成百上千倍的战场，他落败了，无奈回到家乡继续教书。

对于徐光启的落第，他后来的外国朋友利玛窦这样评论：“这是上帝降下的恩惠！”What？试想一下，当你打满了全场比赛，如罗伯特森一般在所有数据统计上填满了0，这出五“零”宏光传奇不仅没让你的朋友闭上那该死的嘴，反而一脸真诚的看着你说打的真好，你是对手最强的武器，你会作何感想。

利玛窦与徐光启

当然利玛窦并不是这样的损友人设，他说这话显然有着理论依据，据他所说：“徐光启的落第源自一场事故，当时会场限定考生300名，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徐光启被排成了第301位考生，所以他的考卷被摒弃了。徐光启感到无颜回乡，就隐居到了广东，正是在韶州，他和天主教的郭居静神父结识，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礼拜了十字架。”

利玛窦的记忆显然出现了一些偏差，其实早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徐光启因为家乡连年自然灾害，科考又屡试不中，以至于钱超过了考试成绩成了摆在徐光启面前最大的问题。为了解决家里嗷嗷待哺的几张嘴，他决定杀向北上广（虽然他自己就是上海人），远赴广东韶州任教，耶稣会士郭居静正是在这时候进入了这个上海男人的生活中。

虽然利玛窦记错了徐光启和郭居静的相识，却没记错他们的相爱，额，搞错了，是相知。确实是这次会试的失利使得徐光启有更多的时间去充分了解西方的科学知识以及天主教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晚明以来，长期科考的失利导致许多人开始试着了解并不熟悉的世界，徐光启和后来的洪秀全、康有为都是其中的典型，动机不同，个人生涯成就也大有不同。

有些人的人生只是做着时间的减法，而有些硬核玩家却不断在给自己的技能包做加法。徐光启败给了策论，却赢得了西学的友谊。起初他只是在韶州和郭居静数星星，到了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徐光启在回上海探亲的路途上遇到了利玛窦，两个晚明的科学巨人第一次相遇，因为时间仓促，并没有谈到皈依的问题。三年后，徐光启又在南京拜访了罗如望神父。这次的拜访显然更偏向信仰一些，因为徐光启在听过罗如望的讲解天主教的主要教义后，主动将一份提纲《天主教要》和利玛窦关于教义的问答《天主实义》带回去研读。

不仅如此，徐光启为了深刻领会其中的精髓，更请求罗如望一天两次为他讲解，在之前感受过西方科学的基础上徐光启又接受了全新思想的灌输，终于在他启程回家之前，受了洗成为了一个正式的天主教徒。罗如望为他选择了Paul的教名，保禄的音译也是希望他能在仕途上有所进展。如果当时各种登记资料表格跟现在一般详细的话，我们会惊喜的收获一份如同穿越人物的资料。姓名：Paul 徐，信仰：天主教。

似乎新的教名如同字面意思一般，带来了好运气。徐光启时来运转，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他再次参加会试，进士及第，被授庶吉士，此后历任翰林院检讨、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参赞机务，出入内阁，可以说徐光启应该昰当时官位最高的天主教信徒。

但是徐光启的简历唬人当然不只是因为他是中国官最大的天主教徒这一原因，而是因为他将所了解的西学经世致用。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反明之后，辽东战场的行情呈现出偶有波动，一路走低的趋势。为了挽回战略颓势，徐光启上疏力陈西洋武备的价值：“京师宜筑重层墩台，铸巨炮，蓟州、辽左诸台堡宜仿此修建。”

为了将理论落到实践，他还提出了都城万年台的设计：“造台之法，于都城四面切附门垣，用大石垒砌，高与城等，分三层，下层安置极大铳炮，中层、上层以渐差小。台径数丈，每台配精兵五百，最大炮平时藏于内府，第二三等藏之戍政衙门，遇到军情，既行修整安置，敌寇围攻，相机施放。”不过遗憾的是说明书虽然给出，但是明神宗被三大征的假象所蒙蔽，并没有采纳这些建议。

崇祯二年（1629年），清军突破长城防线，北京城下俱是八旗铁甲，一时间朝堂之上，守城还是主动出击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徐光启是坚定的守城党，他说：“辽阳之变，在于城外列营；宁远之捷，在于凭城用炮。”崇祯对于徐光启拿出的两个前例非常信服，当即决定扼守坚城，同时借助西法，由安民厂连日仿制西洋巨炮。徐光启请得圣旨后，不分昼夜训练军士，十一月二十三日，德胜门三尊巨炮到位，杀敌甚众。十二月九日，徐光启请造大鸟铳三千，用于战守，二十二日他又上疏关于如何训练和制造铳炮的详细策略，不到一个月，清军接连在北京城下遭遇火器打击，最终退去，徐光启的功劳不容抹杀。

这次西学在军事中的成功应用，使得崇祯帝对徐光启的信任大幅度提高，他也因此得以升任礼部尚书，并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大学士，入阁办事，以一个科考迟到者的身份走到了文人仕途的顶峰。

西学在对清军作战中的成功换来了徐光启当世的威望，但真正让他百年不朽的则是他对西方科学在其他方面的拓展应用。

徐光启在入职翰林院后与利玛窦有了更深的接触，从1604年到1607年，每天下午他都要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与利玛窦一道翻译《几何原本》，甚至在1607年，徐光启还帮助利玛窦早就在翻译的《测量法义》的最后部分。如果不是徐光启的父亲在这年去世，不得不回到上海丁忧守制，他们合作翻译的西方著作将远不止于此。当三年丁忧期满，徐光启回到京城后，却发现利玛窦已经去世，两个人的合作也遗憾的停留在1607年5月。

这三年间虽然徐光启不得不回乡守制，但是也给了他专研农学的机会，徐光启在为他父亲居丧的3年期间，就在他家乡开辟农庄，进行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耕作的经验，写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等农业著作。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秋至四十六年（1618年）闰四月，徐光启又来到天津垦殖，进行第二次农业试验。

天启二年（1622年），徐光启因为魏忠贤权势日涨政治黑暗，告病返乡。闲居南方的同时，他恢复了农耕实验，同时开始系统系撰写综合性农书。他先前在学习西学过程中凡事不耻下问，注重实验的习惯也直接反映在了农学研究之中，同时后期他参与翻译的《泰西水法》中的内容也充实了农书中关于水利的部分。明崇祯元年（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写作已初具规模，但由于上任后忙于政务，还要兼顾历书的修订，农书的最后定稿工作其实是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完成。崇祯十二年（1639年），这部被定名为《农政全书》的徐光启遗作正式刊发，系统的介绍了他心目中的农政措施以及实践所得的农业技术。

理解了徐光启以农为本的思想后，我们再将视线拉回到1610年，利玛窦和徐光启的合作虽然仅仅维持了短暂的时间，但东西方的科学交流却没有因此终止。1610年，一次意外的日食给了徐光启机会，礼部建议徐光启、李之藻和利玛窦的继承者熊三拔、龙华民一道翻译西方的历法著作，帮助钦天监避免出现类似误算日食的错误。遗憾的是，万历帝对西方的历法并没有多大兴趣，如同他之前搁置了徐光启关于重用西方铳炮的建议一般，这次的上疏也是石沉大海。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徐光启他们虽然没有开启天文学上的探索，但仍然抓住和熊三拔合作的契机，笔录了熊三拔口译的关于西方水利技术的介绍。这部被称为《泰西水法》的著作不仅回答了一些水利的问题，给出了锅炉、蓄水箱等装置的基本图示和说明，更重要的是熊三拔和徐光启分别站在各自角度就西方宗教、东方儒佛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进行了阐述，为西学东渐的思潮提供了论证。

《四库全书》收录的《泰西水法》部分内容

当然徐光启最重要的学术贡献还是在于天文学，崇祯二年（1629年）又是一次日食机会，徐光启对北京看到日食的时间做出了预测，钦天监的传统手法在徐光启西方科学加持下的天文观测实践前再次落败，这一次，御座之上的崇祯帝没有像他爷爷万历一般忽略这次胜负。礼部顺势利导，宣称推算用的天文历法已经260年没有变化，需要一次根本的革新。

于是一个新的机构历法局成立，徐光启、李之藻和外国代表龙华民、邓玉函一起主持历法改革工作。邓玉函作为伽利略的学生拥有较高的数学和天文学素养，并在中国期间持续和开普勒请教有关日食月食预测方面的知识。可惜的是他和之前编写了《同文算指》的李之藻在事业未成时就告别了这个世界。为了有效推进工作，徐光启推荐了意大利人罗雅谷和德国人汤若望进入历局参与历法改革的工作，终他们一生都与北京这座东方名城联系在了一起，汤若望甚至在清朝入关后还在爱新觉罗氏的宫廷中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汤若望

由于没有经过科考儒学验证的外国人在京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难免有许多宵小眼红，为了从中分一杯羹，他们纷纷献上自己关于天文历法的见解。而徐光启这时候则通过他大学士和科考主审官员的身份以及良好的天文学知识，为西方友人的工作提供了后勤保障。崇祯三年（1630年），徐光启揭露了四川生员的错误理论；崇祯四年（1631年），一个叫做魏文魁的布衣又将自己撰写的关于历法改进准确性的主张呈现给了朝廷，当然徐光启一眼看出了其中的伎俩，他将魏氏的结论与新法对日食的推算以及对冬至日时间的推算结果加以比较，用事实击败了魏氏的阴谋。终于这一切在崇祯六年（1633年）有了成果，70多卷介绍理论和仪器的文字材料，新推演出的星图表以及更准确的历表即将呈现给皇帝。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代传教士代表

然而当一切即将有定论时，却横生变故，徐光启在崇祯六年（1633年）去世使得历局缺少了最有力的讲述人和保护者，一直对手下充满着不信任感的崇祯帝为了对西方人主导的历局形成制衡，将之前呈书的魏文魁召入京城并让他在城东也成立了历局，称为东局，相应的汤若望们的历局因为位于城西就被称为西局，加上传统管理历法的机构大统局和钦天监下属的回回局形成了四局并立的局面，此时的汤若望想必体会到了袁崇焕、孙传庭们体会过的心情，都说女人心难测，却不知道世上最难测的还是帝王心。

失去了保护伞的西局只能用实力说话，崇祯九年（1636年），四局的领袖进行了一次技能大比武，罗雅谷、汤若望的方法被裁定为最为合理的，西方科学主导下的《崇祯历书》得以刊行，历书、历表、弦图加起来达到了137卷这几乎是徐光启去世那次呈现卷宗的两倍。而能有这种成果除了西方传教士的努力以外，徐光启等为代表的明朝进步官僚的主动了解，以及深入学习后的宣传保护也是不可或缺的。

这次东西方科学的激烈碰撞，光与徐光启相关的就有诸如《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农政全书》、《崇祯历书》。这些著作使得徐光启的影响力超脱了其文渊阁大学士的官位，一直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在那个儒学当道的时代，徐光启能有这样开眼看世界的心态既是受明中期后海禁放开，东西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背景所影响，也与他长期科考失利，有更多时间在地方上了解外国的文化知识的际遇有关，更离不开他主动学习融入，渴望融汇东西方文化并将其经世致用，救国救民的决心。

可惜即使如此，徐光启的时代还是前有万历帝怠政，中游魏忠贤当权赋闲在家，后有周延儒、温体仁专政，始终不得大用，屡遭言官弹劾后，染病去世，所谓天不假年，说的就是徐光启了。

时间没能走慢一点，让徐光启将东西方的科学文化交流拓展到更高的层次，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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