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途中临幸杭州西湖，在西湖花神庙中，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位熟人的画像，并且是这位熟人还曾是自己的臣子。此时距离他的这位臣子去世已经过去了整整42年，即便如此，这幅画像非但没有撤出庙堂，如今却被尊成“湖山神位”，享受着当地百姓的供奉。

画像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最为宠爱和器重的封疆大吏——李卫。

李卫的画像，之所以能在西湖之中的庙堂上，被当地百姓供奉了四十多年，不仅仅是因为李卫在主政浙江期间能够关注民生，体恤民情，缉私捕盗，稳定治安，浙江在他的治下生产发展，百姓生活富足；更为重要的是，正是李卫的不懈努力，将浙江全省的读书人从雍正皇帝的“震怒”中解救了出来，重新获得了“开科取士”的资格，也重新获取了入仕的机会。

也正是因为如此，李卫，一介“文盲”巡抚，却赢得了全浙江省读书人的感激与敬重，这才成就了李卫在全体浙人心中崇高的形象与地位。

（图片来源于网络）

雍正四年（1726年）的“查嗣庭案”，使浙江的读书人遭到了“灭顶之灾”。

清朝初年的时候，清朝统治者们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同时为了扑灭“反清复明”的思想根源，制造了众多“文字狱”事件，这其中非常著名的案件包括了顺治年间庄廷鑨的“《明史稿》案”、康熙年间戴名世的“《南山集》案”、雍正初年汪景祺的“《西征随笔》案”，以及雍正四年（1726年）的“查嗣庭科场试题案”。

“查嗣庭案”最开始只是针对于隆科多而已。

隆科多是雍正朝初年的权臣，并且对于雍正能够从“九子夺嫡”中胜出，进而顺利坐上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雍正登基之后对于隆科多也是极为敬重，不仅评价其为“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甚至在公开场合直接称隆科多为“舅舅”。而雍正的推崇也让隆科多开始居功自傲了起来，不仅结党营私、贪污受贿，更是在不止一次的宣扬自己扶保雍正登基的功绩，因而也就遭到了雍正皇帝的极度反感与不满，雍正也就此开始计划着除掉隆科多。

（图片来源于网络）

实际上，雍正朝初年，对于雍正有着巨大作用的两位宠臣隆科多和年羹尧，他们的命运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前面所提到的“《西征随笔》案”，正是雍正皇帝在雍正三年（1725年）的时候，为了进一步清算年羹尧集团党羽，进而拿年羹尧曾经最为重要的谋士汪景祺下手，从而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这一次，雍正惩办与隆科多关系密切、并且得到隆科多不断举荐提拔的查嗣庭，可谓是“故技重施”，而罪过也是同汪景祺如出一辙。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有嘲讽康熙和雍正的语句，被雍正皇帝列为禁书，并称其为：

“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汪景祺随即被枭首示众，头颅被悬挂在菜市口长达十年之久，足可见雍正对其的厌恶之情，更表明了雍正对于年羹尧的余怒未消。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年之后的查嗣庭涉案也是因为触动了雍正的“红线”。

雍正四年（1726年），时任江西主考官的查嗣庭，被人弹劾，称其在所出题目中有讥讽时政，诅咒雍正的意思。

而这其中的证据便是查嗣庭所出试卷中的三道考题，即《易经》的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诗经》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这三道题以“正”作为开头，以“止”作为结尾，中间还有一句“远其辞文”暗指了其中的关联。雍正的“正”，再加上终止的“止”，这是对于雍正赤裸裸的诅咒。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事实上，当时对于隆科多及其同党的弹劾并不在少数，正如同雍正在正式除掉年羹尧之前，也通过对朝臣给予暗示的方式，鼓动百官对年羹尧进行弹劾。而在此之前，雍正也已经对朝臣们表明了自己准备惩治隆科多的态度，进而也就引发了朝中官员对于隆科多及其党羽的弹劾，这在当时并不稀奇。特别是查嗣庭，与当时雍正所厌恶的隆科多与另一位雍正想要处理的官员蔡珽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被构陷弹劾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是这次，雍正皇帝没有将查嗣庭与隆科多、蔡珽相关联，反而是将其与汪景祺联系一起，并且将矛头直至浙江省的读书人。

一年之前，在雍正审理汪景祺案件期间，除了《西征随笔》，还有一部汪景祺的著作《历代年号论》为雍正所诟病，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这部书中，汪景祺将“正”作为了“不祥年号”的代名词，并列举了包括金朝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朝元顺帝的“至正”，明朝明武宗的“正德”以及明英宗的“正统”，这些以“正”作为年号的君王，不是亡国之君，就是将国家由盛转衰的君主，无一例外的受到了历史的批判，而这也无疑是对雍正的莫大嘲讽。这一次的“查嗣庭案”亦是如此，也是对于雍正进行了诅咒，含沙射影的指出了雍正的统治时间不会长久。

非常巧合的是，汪景祺和查嗣庭都是浙江人，这直接让雍正对于浙江读书人的印象是大打折扣，在批判汪、查二人 “笔之于书，肆其诬谤”的同时，更是对浙江士大夫读书人进行了全面的否定：

“挟笔墨之微长,遂忘纲常之大义。”

于是乎雍正专门委任河南学政王国栋担任浙江观风察俗使，开始对浙江的民风进行治理。

（图片来源于网络）

然而事实证明，治理民风只是一个幌子，打击朋党才是雍正真正的目的。

雍正之所以会将打击的矛头进行转换，还是因为在对“查嗣庭案”的审理结果让雍正感到震惊。

在此之前，雍正已经让吏部编写了《师生陋习徇庇处分条例》，希望“力竭挽此千百年之颓风”，彻底铲除科甲中由于同年、师生、故旧、门生等关系产生的朋党集团。

“若科甲中徇私结党,扰乱国政,朕为纪纲法度风俗人心之计,肯容尔辈朋比妄行,必至尽斥科目而后已!”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是查嗣庭在这样的背景下，依然选择顶风作案，与同乡及故友进行转求和串联，直接挑战的是雍正的忍耐底线。于是在雍正派驻王国栋前往浙江的同时，直接密谕浙江将军鄂密达，浙江巡抚李卫，前往浙江海宁对查嗣庭进行抄家彻查，果不其然，李卫等人查到了查嗣庭科场暗通串联的直接证据。

“科场怀挟细字,密写文章数百篇。”

在这样的情况下，雍正皇帝做出了一个让所有浙江读书人宛如受到晴天霹雳般打击的决定，从当年起停止浙江全省的乡试和会试。

“似此无耻不法之事,查氏子弟如此,必系浙人习以为常,不但藐视国宪,亦且玷辱科名,应将浙江人乡、会试停止。”

（图片来源于网络）

表面上，这是雍正将汪景祺、查嗣庭的罪过，强加于浙人之上，由全体浙江的读书人来为这二人的忤逆行为来“买单”，但是实际上，浙江的读书人所承担的远非如此.

当时，诸如查嗣庭这样的“科甲陋习”非常普遍，借由科场事件进行串联结党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然而这次，雍正就是要用严惩这样全浙江士大夫读书人阶层的方式，来起到震慑天下的作用，以表明雍正治理朝堂积弊，打击结党营私的决心。

然而，仅仅是因为如此，浙江的读书人却成为雍正政治统治以及朝堂之上政治斗志的牺牲品，阻断了上升的通道，消耗了大好的时光，不免让人感到唏嘘和遗憾。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李卫等人的努力下，浙江的科举终于得以恢复。

雍正在盛怒之下停止了全浙江省的科举考试，极大的刺激了在朝为官的浙江官员们，他们在为家乡生源感到遗憾和不公的时候，更多的也是要考虑自己在朝堂之上的命运。

这个时候，以吏部侍郎沈近思为首的浙江籍官员们纷纷上疏雍正，一方面，严苛的斥责汪景祺、查嗣庭，以及他们背后的隆科多、年羹尧，坚决同其划清界限，避免引火上身；另一方面，就是极力的夸赞雍正，拍雍正的“马屁”，以消除雍正的愤怒之情。

而这个时候，作为浙江一省之巡抚的李卫，则更是痛心疾首，焦急万分，他非常迫切的希望能帮助自己治下的读书人重新获取科举的资格，使其十年寒窗苦读的辛苦不至于付之东流。为此，李卫采取了一些列积极的方式和手段，来劝谏雍正能对浙江读书人“手下留情”。

（图片来源于网络）

首先，李卫坚决的主张严惩查嗣庭等人。

“将逆恶查嗣庭早置重典,明正国法。”

尽管李卫迫切的希望雍正能收回成命，但是既然是君王之命，就不可能朝令夕改，李卫能做的，不是这个时候再去挑战雍正权威，那样只能适得其反，激怒雍正，他要先顺着雍正意思，将案件审结，在平息雍正愤怒的同时，安定浙江的民心。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其次，李卫不断的呈报“祥瑞之兆”，以博取雍正态度的转变。

特别是在雍正五年（1727年），李卫将“一茎两穗”、“一茎三穗”敬献给雍正，称其为“瑞谷”，并称这是雍正治国有方、江浙土地感怀圣恩的回报，在奉承雍正的同时，也是在为浙江百姓极力的开脱。雍正看到后大喜，称：

“所呈瑞谷,朕欣览之。”

随后，雍正又下旨：

“览卿等所奏,此非朕凉德之所致,想浙省浇习必然丕变矣,不然不能感召上苍如此之瑞应。”

由此可见，李卫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见到了成效，雍正皇帝对于浙江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观。

（图片来源于网络）

除此之外，在李卫的带领下，浙江全省的官员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政绩，赢得了雍正的好感。

特别是浙江学政王兰生，严格执行清朝对于考生的“六等黜陟法”，一改其他省份“只给优等，不设淘汰”的潜规则，认真考核考生，对考生进行等划，这让雍正皇帝大为欣慰，毕竟，这在彰显浙江学政官场执行能力的同时，也表明了浙江的读书人奋而向上，永不放弃的精神。

在此期间，李卫更是对于浙江的读书人进行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同时，也在极力的配合并且积极讨好浙江观风察俗使，使其也在雍正皇帝面前，讲述了浙江士大夫读书人阶层改过自新的决心，为浙江说了不少好话。

终于，在李卫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雍正皇帝下旨：

“明年即届乡试之期,浙省士子准其照旧乡、会试。”

至此，为期三年的浙江科举禁令最终被解除，浙江学子终于可以重新参加科举考试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就一年之后的雍正七年（1729年）的殿试上，状元、榜眼、探花，全部被浙江人取得。此消息传回浙江，一时间上至地主士绅，下至平民百姓，全部都奔走相告，都在感念浙江巡抚李卫，李卫也就此为全浙江的百姓所敬仰，更是为浙江所有的读书人所感激。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李卫没有上过学，学识有限，当初是靠“捐官”进入的仕途。

正是因为李卫没有读过书，也就少了中国古代读书人的那份谦逊与低调。在李卫担任浙江巡抚期间，他组织了对于西湖的修葺，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劳，他将自己全家的画像摆在了西湖的花神庙之中，并且，画上有他本人，还有他的夫人和小妾，这种有违古代读书人纲常礼法的事情立马招致了朝堂上众多官员的不满。不仅如此，李卫还大张旗鼓的将自己的办公地点直接搬到的西湖中间，所有找他办事的人都要划船前往，这就更掀起了另一场朝堂之上的轩然大波，对于李卫的弹劾的奏折纷纷送到了雍正的面前，这些上疏弹劾之人也包括雍正所器重和宠爱的另外两位封疆大吏，田文镜和鄂尔泰。

面对群臣对李卫的弹劾，雍正全部退了回去，一方面是因为李卫为官清廉、政绩突出，这些问题都是些礼仪礼法性的问题，完全无伤大雅；另一方面，李卫就是雍正为全天下同李卫一样，不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官员们所树立的榜样，雍正也是要极力的维护李卫。

（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全浙江的百姓，特别是浙江的读书人，对于李卫这样一位“文盲”巡抚，则是充满了感激与爱戴。在雍正十年（1732年）李卫离开浙江，前去担任直隶总督的时候，受到了杭州百姓的夹道欢送。乾隆三年（1738年）李卫去世，浙江百姓依旧将李卫全家的画像供奉在庙内，足可见李卫在浙江百姓心中的地位。

一朝天子一朝臣，最终，李卫的画像还是被乾隆皇帝以“李卫仰借皇考恩眷，任性骄纵，初非公正纯臣。讬名立庙，甚为可异！”为由所撤销。

但是李卫对于浙江的功绩始终被浙江百姓特别是浙江读书人所铭记，正是因为李卫，才让浙江的读书人重新获得了科举的资格，重新有了进入仕途的机会。

而李卫这位“文盲”巡抚，也就此赢得了浙江全省读书人的感激与敬重。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