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土地与祖先》是一幅关于近世四百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全景扫描地图。

作者易劳逸自述，他开始本项研究之时，只打算从1860年之后探讨“现代化早期”，然而他很快发现，对中国“现代化早期”很多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理解，必须先关注和探讨此前已经发生变化了的体制和结构。

易劳逸之所以把时间推溯至16世纪，是因为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即中国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阶层划分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发展，人口迅速增长，而16世纪出现的这些情况极大地改变了接下来的中国社会面貌。

从人口切入历史

该书在方法上借鉴了年鉴学派的做法，也就是说，不太关心人物、事件、细节等叙事手法，而更注重史料爬梳，看重地理、物质等因素的影响，并由此衍伸出心态史的研究。

从中国近代史研究来看，研究者固然群聚如过江之鲫，然而史料越丰富复杂，解释的空间也就越大，更何况，近世史一头连着我们生活的当下，一头连着古远的传统，历史的记忆和想象、个人的观察和体验，都需要在关于那段历史时期的叙述和诠释里得到理解。因此，怎样建构一个框架、建立取舍标准，从何处切入来剖析纷纭繁杂的历史，就是作者思考的关键。

人口是年鉴学派考察历史的一个关键要素。学派的代表人，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说过：“我们的出发点肯定必须是人，然后才是谈论物的时候。”人口数量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历史学家葛剑雄亦有言，“这并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而是复杂得多的双向关系”。

人口数量，既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引擎，还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桎梏。布罗代尔还曾指出：“人口数量犹如一个灵敏的指示器，我们可以用它为成功和失败做出总结。”

正因如此，《家族、土地与祖先》选择了从人口切入。16世纪至19世纪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人口。

▲ 中国历代王朝人口规模柱状图

正如作者所陈列的史实，从明初的6500万至8000万到1850年的约4.3亿，中国的人口数量在450年间增长了5倍。这堪称人口方面的重大变迁。尽管同期世界人口都处于迅速增长阶段，但中国的情况，尤其是18世纪之后的高速增长，尤为突出。为何如此呢?除了布罗代尔等历史学家就气候、环境、医疗卫生等作出的解释，作者也在寻找答案。

“子宫家庭”的女性成长

在易劳逸看来，人口的增长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从史料来看，这一时期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工具并未有大的改善，但在治水方面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稻子、小麦及其他粮食作物早熟品种的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们能够带来收成的翻倍。

从美洲传入的玉米、马铃薯等作物也逐渐开始影响中国的食物构成，但尚未真正改变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习惯。

边境垦殖、开荒耕种的需要，带动大量人口迁徙，国家版图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重组。人口流动方向由之前的向西部、西北部地区进发转回到东部沿海的“新月地带”，并开始向东南亚等地大规模海外移民。在此过程中，原住民与新移民的斗争，同化与异化，也构成了近代史的分支。

人口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全书首章谈述“人口：增长与迁徙”可说是对维护人的自然属性所做努力的呈现。此外，作者另辟了第四章“农业：概况”，专论帝制时代晚期中国人的生产与生活状况，土地占有越来越集中，依然是劳动密集型，社会层级鲜明、等级森严，所以作者认为，尽管中国有很多科学发明和技术更新，但它们之所以未能让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特殊的文化。因此，应当更多从社会属性去观察中国社会。

人口的繁育是在一定的婚姻家庭形式中进行的。家庭作为一个组织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家庭主义”可被视为中国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组织的定义性特征。

作者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女性，对女孩的成长作出较细致的描述，关心家庭里女人地位的变化，可以看出作者隐藏在材料背后的历史态度。

作者提出，女人对家庭的概念是“子宫家庭”，也就是她在由媳妇成为婆婆的过程里对由母子构成的家庭的认知，与丈夫的“姓氏家庭”的概念，即这个家庭包括这一姓氏有血缘关系的所有成员的认知存在差异，该观点有新意，待深入商榷。

作者认为，中国没有采取欧洲式的经济上的长子继承制所导致的家庭财产分流，“富不过三代”，是中国家庭解构的重要原因。

但我以为，这个看法可以用来解释具体的个体家庭的流动，但事实上，整体而言，中国家庭在几千年的传统里是非常稳固的，结合费孝通先生有关“乡土中国”的论述，不应该忽视道德伦理在维系家庭邻里关系上的纽带作用。近世中国家庭的解体，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工商业的兴起所带来的思想冲击。

全面考察人的社会属性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史学中的重要研究课题。清代前期，经济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未有之大进步，诸如粮食生产、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市场一体化，以及财政制度、租佃制度、雇工制度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均大大超越前代。作者将其定义为“西方社会影响下的商业和制造业”，主要从对外贸易、金融、轮船、运输与近代民族工业等方面谈论帝国主义的影响。

如果将经济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历史范畴，一方面，直至20世纪早期中国农民的贫困化程度不断在加深，另一方面，就是在农耕社会和西方思潮双重影响下的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母胎发育所携带的各种天生不足。在此基础上分化了现代化早期的新社会阶层，一方面分裂出新精英阶层，另一方面是城市无产阶层，这两大阶层成为引领中国近现代史的两种领导力量。

易劳逸还阐析了近世中国民间信仰的社会效用和变化、秘密社团组织的活动等。可以说，人的社会属性牵连了中国近代史的方方面面。副标题点明本书宗旨“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常，是中国社会传统的根基；变，是求新的动力。全书从人口出发所描述的一切，就是试图对常与变的复杂过程进行历史追踪。

作者易劳逸曾师从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1907年-1991年)研究中国史。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研究，强调“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机制近年来，世界汉学研究开始兴起“在中国发现历史”，即挖掘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笔者之前指出的年鉴学派建基于历史原状的客观性陈述原则，这些特点在本书中杂糅一体，作者尽量用多元视角考察历史，是可赞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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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精装）

作者：[美] 易劳逸 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定价：69.80元

• 内容简介：

本书突破以往西方学界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了1550至1949年近四个世纪中国社会在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和精神信仰层面的巨变，呈现了该领域新的研究成果，是了解16世纪以降中国社会变革的权威著作。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模塑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作者运用大量史料，对中国社会复杂且深刻的变迁予以清晰的阐释，探讨了人口变化趋势、阶级结构变化，小农经济、商品贸易和制造业与信仰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

对于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直以来备受争论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以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此外，作者还描绘了他对于中国人的理解——友善和冷漠、勤劳和懒散、进取和保守、慷慨和自私，这些自相矛盾的国民性，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差序格局”，形成了有效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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