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话题：曾国藩是大清王朝的功臣还是罪人？相信很多人初看这个问题一定是不以为然，咋看起来，这个问题问的好没道理。如果不是曾国藩，大清朝能不能抗住太平天国的攻势都还是个问题，遑论后来的同光中兴、洋务运动？曾国藩于1872年去世，大清朝则是在他的底子上多活了将近40年。这样的历史伟人还用探讨功罪吗？至少对于大清朝来将是毋庸置疑的功臣。

世间诸事，凡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们今天重论曾国藩，也不是发现了什么新史料。曾国藩对于大清朝来说，无论功罪，都是建立在他募勇组建湘军，开设厘金以筹军饷，最终打败太平天国这同一件事的结果。过去我们的眼神总是聚焦到他与太平天国死磕的过程，而忽略了解决太平天国之后他为大清朝带来了哪些改变。

第一项改变就是兵制的改变，在曾国藩之前，清朝的国家军队建设制度中就只有八旗与绿营。从兵制角度看，八旗和绿营都属于“世兵制”，也就是子承父业，祖孙世代当兵的制度。这种世兵制下，国家永远不愁没有兵源，但战斗力肯定不强，如果打仗，朝廷都是临时从各军中抽调兵丁组成部队，然后又临时委任一军官带队出征。由于平时的腐败堕落，白吃军饷，缺乏训练，在加之官兵互不熟悉。八旗绿营就都成了纸老虎，不堪一击，早已没有了大清朝建国初期时的士气了。

难道清代的朝廷就不知道这个弊端吗？知道。因为这种制度它有好处。就是当兵的人都知道自己吃的是朝廷皇上的粮，当的是朝廷皇上的兵。也就是说，兵权由中央掌握。如果天下太平，不打大仗，这种兵制看上去还行。

但是太平军来了，就要打大仗了。八旗绿营就不行了。和太平军打仗，基本都是一触即溃。于是乎，非常情况，就非常处置。清廷只好允许像曾国藩这样的人，自行募勇建军。曾国藩组建湘军，可是实实在在要打仗的，那就得一切为战斗力服务，所以就采取了募兵制。高级军官招募下级军官，下级军官招募士兵，官兵一体。这种部队，战斗力很强。

后来，李鸿章组建淮军，袁世凯小站练兵，都沿用了曾国藩湘军的募兵制。这些部队的战斗力都很强，但代价是：军队成了将领的私人部队。各级军官和士兵“只知有大帅，不知有朝廷”。

虽然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要举兵造反。但是兵制本身的变化，是不可逆的。一旦走上这条路，就不能回头了。

四十年后，为什么清朝皇帝主动退位？不就是袁世凯手下的北洋将领，给了压力吗？军头的一个脸色，皇帝太后只好下台。这是曾国藩给大清朝挖的第一个坑。

曾国藩造成的第二项改变，是满汉之间的实力对比。

大清朝有一个天生的软肋，就是以人数极少的满人，统治汪洋大海一般的汉人。所以，防范汉人就成了清朝的基本国策。各部尚书，有满人尚书，也有汉人尚书，两套班子，而且满人地位在汉人之上。汉人也有一定的空间。各地的总督巡抚，也是以满人居多。

但是到了曾国藩时代。关键时刻，人才还是汉人中多啊。毕竟人口总量大啊。所以，太平军一起，朝廷只能指望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这些汉人大臣了。以往精心设计的满汉共治、满人在上的局面，已经维持200年了，但是顾不上了。

湘军中虽然也有满人将领，但绝大多数都是汉人。仗打完了，这样的汉人精英总得论功行赏，就进入各地政府，掌握了实权。同治光绪年间，湘军出身做到总督、巡抚的，多达53人，做到提督总兵的，134人。淮军方面，督抚14人，提督总兵87人。再加上次一级官员，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等官职，湘淮两系的文武高官多达385人。

大清朝后期的四十年，汉人大臣掌握了实权，满人的统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根基。

这是曾国藩给大清朝挖的第二个坑。还没完，还有第三个。那就是地方政权从多元变成了一元。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它的皇权制度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地步。重要一条就是地方上有非常精巧的分权制衡制度。这个从宋朝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到清朝非常成熟。在一个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地方大员，各司其职，互相牵制。地方上的兵权、财权、人事权、行政权等等，分属不同机构。类似唐朝安史之乱那样的叛乱，在清朝是不可能出现的。中央牢牢控制着地方。

这套精巧有效的分权制衡机制，差不多被曾国藩彻底破坏了。为啥？曾国藩主观上是没有这个目的的，但他要和太平天国打仗，要招募军队，要筹集经费，要快刀斩乱麻地处理各种事务。没办法，总督只能一元独大，大权独揽。所以，地方上的权力，就渐渐围绕着掌握军权的总督集中。四大衙门互相牵制的权力布局，就不能为继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1900年庚子事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之所以敢于违抗中央命令，直接和外国人达成协议，实行著名的“东南互保”。除了时事上的原因，根本原因是总督权力太大，没人能牵制。要是在太平天国之前，按照清朝的祖制，这样的事，根本不会发生。

到了晚清时，康有为曾经说过，光绪末年，十八行省好比十八个小国家。武昌起义为什么这么小规模的兵变，爆发不久，各省就很快宣布独立，清朝统治瞬间土崩瓦解了？原因就在于，清廷的统治基础早就被曾国藩开创的“一元化”给掏空了。各省总督叛变就叛变了。

好了，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不是真要讨论曾国藩这个人的功和过。而是想说一个效应：代偿效应。

一个机体，主要的功能不行了，但是往往会有其他的因素补上来，替代这部分功能。表面看起来这是好事。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没准儿伏下了最大的祸患。

对清廷来说，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重大危机，其实并不是没有过。建国初期的三藩之乱、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大起义，都是很严重的危机。但那些危机，大清朝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的，在战胜过程中，它原来的政治设计，权力结构都在这种危机中被巩固，被加强了。那为什么曾国藩们一出手，就国本动摇了呢？因为它启动了结构之外的代偿能力。它不是原有结构的加强。

其实历史上还有一个反面的例子。我在以前的节目里也讲过。南宋的宋高宗赵构，慌慌忙忙逃到江南，所谓“康王泥马渡江”，支撑起小朝廷。那是一个多难的局面？要啥没有。但是赵构有千般不是，有一条咬牙坚持，绝对不让各地军阀就地筹粮筹饷，把财政大权死死把在自己手里不管你是岳飞还是韩世忠，你的军队粮饷是朝廷皇帝发的。这才避免了南宋小朝廷被军阀割据毁掉。事后看，这也是一种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