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子说：圣人的崇高理想与王权结合，在战国时期得以实现。战国时社会纷争剧烈，血缘贵族特权阶级腐化堕落。西周礼制解纽崩塌，国间相互征伐，国内篡弑不止，世卿世禄已然成为社会的毒瘤。又因当时的嫡长制度，随着历时血缘的淡化，贵族中人渐次流落民间成为平民。然而，他们从先人处获得的知识并未因血缘淡化而消失。反到形成了不同的学说，成为当时社会上所谓游士群体。

游士们针对当时社会实际，提出了各自的学说。他们中最早出现在历史上的，是后世所谓的“法家”。法家学说的要点有四：维护君主集权的法律地位，否定世卿世禄制，富国强军以自保，认为人性自利。

同时，他们都提出了现具体而明确的主张。其主张归纳而言有四：主张君主有立法、变法的权力，故而变法都避开了君主一层；主张选贤任能，排挤世袭罔替制，故而他们一致举张“不法古，不循礼”；主张政治、农业与军事结合，故而他们都重视吏治改革、农业和人口的发展；主张“一人心”，规范人人自利的心，故而他们要求百姓立公去私，奉公守法。

法家人物率先出现在孔门弟子中。孔子的政治理想极为失败，转向教育事业却取得了巨大成功。孔子因此成为我国官学推向民间的第一人，他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孔子的弟子继承其思想，渐次形成“主仁”和“主礼”两派。后来，主仁的一派以孟子为代表，是儒家之正统；主礼的一派以荀子为代表，欲以新的人伦观重构社会秩序。孔子的弟子曾子主仁，子夏主礼，子夏的弟子李悝成为了法家的开创人物。

李悝魏国人，战国时期魏国大臣，魏文侯以他为相国，主持变法事宜。李悝主张选贤任能，赏罚分明，废止世袭贵族的特权。他提出的“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是我国历史上对世袭制度挑战的第一人。此主张将无用而有特权的贵族从政治上排挤而出，为有功于国家的人才跻身政治提供空间。不仅打击了世卿世禄制，还改变了原权力结构。封国之君只食封国之禄，而无早期封国的治理权，迈开了君主集权的第一步。

李悝是重农主义的开山祖，他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使魏国富强起来。他认为农业收成和劳动付出成正比，他说“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故而，必须鼓励农民多种农作物，扩大生产。同时，李悝提出要兼顾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粮食价格太低，农夫不能摆脱贫困便懈怠生产。价格太高又伤及士、民、工、商等阶层。他说“耀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针对此情况李悝提出“平籴”之法，丰年国家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提高种地的积极性。此主张不仅防止了国内灾荒，还为富国强兵打下的基础。

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李悝汇集了当时各国的刑典，修订《法经》，借魏文侯之权，公布使之成为法律，以法律保护变法。《法经》出现后不仅魏国沿用，商鞅将其带往秦国，秦律即是从《法经》脱胎而成。

跟李悝同时代还有吴起。吴起卫国人，起初在曾申门下习儒学，因母亲去世未回家奔丧，曾申遂与吴起断绝师生关系，吴起又弃儒学兵，作为兵学家他可与孙武并称。吴起在鲁杀妻求将，是他渴望成名的开始。此换来了他平生的第一将权，率鲁国军队大败齐国，后因鲁公怀疑而奔赴魏国。魏文候任吴起为将大败秦国，将秦国的西河占有，设西河郡，吴起为首任郡守。在西河郡守期间，吴起又向子夏学习儒家思想。

魏文侯死后，魏武侯即位，因受人挑拨撤了吴起的职务。吴起离开魏国投到楚国。楚悼王想用吴起富国强兵，先任命吴起为宛城太守，一年后提拔为令尹，执掌楚国军政大权。吴起执掌朝政后，在楚国实行变法。 吴起变法总结了李悝的经验，他首先是明法申令，实行法制。制定法令，公布于众。为确立法令的权威性，他立一个车辕，有能够搬动的予以奖赏。为统一思想和舆论，他禁止纵横之说，“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吴起将法令行之于前，扎实了变法的基础，强化了君主的权力。此是与悝变法不同之处。

吴起主张政治与军事并重，对内整顿吏治，对外做战备。其先，对无功贵族及其后代，均其爵而平其禄，对有军功等人则授予爵禄。进而，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收回封君三代以后的封爵和俸禄，停止远房公族的按例供给，强迫他们搬到地广人稀的边疆，将财力转用于抚养战斗之士上来。此做法较李悝对待贵族的态度更为强硬。“封君太众”与“大臣太重”是楚国吏治的两大弊端，废除贵族特权的同时，吴起又削弱了大臣威权。吴起禁止官员结党营私，奖励官员尽忠守职，官员行使的权力不得超过规定。纠吏治的不良之风，杜绝权门请托之风及官场上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不良风气。要求官吏公私分明，言行端正，不计较个人得失，立志为新政权效力，从法律上强化君主集权。

吴起对农业发展极为重视，他的方法是耕种与军事并重。他下令打击游手好闲的人，奖励耕战之士，鼓励从事农业生产，保证生产发展。《史记·蔡泽列传》说“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即是说吴起耕战并重之法。亦兵亦农，禁止丁民游手好闲不务耕作。此法既是对农业的重视，也是军事强国的基础。经过吴起变法，楚国国力强大起来，建立了一支由国君统一指挥的，富有战斗力的军队。向南攻打百越，扩展疆域。出兵援助赵国与魏军大战，饮马于黄河，切断魏国河内郡与都城安邑联系而大败魏军，天下诸侯都畏惧楚国的其强大。

可是，吴起变法招致贵族的怨恨，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楚悼王去世后，楚国贵族发动兵变，吴起殒命于贵族怨恨的箭矢之下。吴起作为兵家可与孙武齐出，作为政治家可与商鞅并举。然而，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他却死在被历史即将遗弃的贵族之手，他的尸身被处以车裂之刑。吴起死后，楚国的变法宣告失败。

吴起没能像李悝那样善终，其法也没能向魏国那样被沿用。究其原因在于 ，魏国是一新兴国家，贵族势力有限。李悝只是排挤了部分无用或有害于社会的贵族，他们是贵族中最软的柿子。楚国则是一贵族势力盘根错节的老牌国家，吴起对贵族的态度又过于强硬，他先是排挤后是废除，因此激起贵族对他的仇恨。这应该是历史的教训，可接下来的商鞅并没有吸取这样的教训。

法家的下一位人物是商鞅，商鞅卫国君的后裔，因在河西之战立功封于商，故号商君，称商鞅。商鞅年轻时喜刑名法之术，受李悝、吴起的影响极大，师从尸佼学习杂家。欲奉魏国君不得其用，遂弃魏奔秦，其四见秦孝公传为历史佳话。

秦国变法经历了有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非常明确的目标。秦孝公主持的变法辩论大会，完成了变法思想的舆论铺垫。商鞅的《垦草令》为变法拉开序幕，可谓是两次变法前的热身活动。第一次变法以“秦律”确立了政治、经济为军事助力的政策。其军功爵位制取代贵族世袭制，从而废止世卿世禄制；农本商未、小家庭制的经济格局，扩大了秦国赋税，也扩大了兵源。第二次变法深化了“秦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强大作用。其开阡陌封疆，确立土地私有制，推行县制，是对贵族深度的清洗；编订户口，执行分户令，按户按人征收军赋，是对小家庭制的深化。

商鞅变法的思想，在舆论先导的辩论赛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秦国旧贵族的代表甘龙、杜挚等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他们对变法持反对态度。商鞅则以历史演进的思想驳斥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辩论赛上商鞅舌战群雄，表现极佳，最终主持人秦孝公举起商鞅胜出的牌子，秦国的变法便在秦孝公手里展开。商鞅提出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简称为“不法古、不循礼”的主张得到秦孝公的高度赞赏，成为秦国变法的最高政治原则。

商鞅变法的主要目的是建立起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其措施分为两途，一是确立君主绝对权力上，商鞅的举措包含：统一法治思想，废除贵族世袭制，澄清吏治，实现了政治与军事的结合。二是为了强大军事，商鞅建立起农本商未的经济制度，扩大人口的政策，奠定了强大军事的经济基础和兵源，实现了农业、人口与军事的结合。其变法的这些的具本措施，在历史上一直是褒贬不一，此自当是后话。

揭开变法序幕的《垦草令》，不仅加重贵族的赋税，还限制了诸多福利。规定除嫡长子外，庶子必须服徭役。贵族、官吏不得雇请佣人迫使亲自劳动。让旧有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按农民收入粮食的数量统一征收田租，此是削弱贵族、官吏特权的开始。第一次变法的“秦律”中，二十等爵制，明令军法奖励军功，以军功爵位制取代世袭制，又是针对旧有贵族的举措。第二次变法推行的县制，是取代贵族封地治理权的，此与李悝的封国之君只食封国之禄，不享封国治理权类似。还有废井田开阡陌，确立土地私有制，从政治上深入瓦解了旧贵族。商鞅对贵族权力的痛抑，初步完成了秦国政治上的君主集权制。

同时，商鞅大力整饬吏治，第一次变法时“燔（焚烧）诗书而明法令”，树立起君主权力的思想统一标准为秦律。商鞅认为铲除仁义和平善良孝悌等旧礼，国家才会强盛。他说“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其所说的“六虱”就是指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第二次变法时“塞私门之请”，纠吏治的不正之风，使吏治浊而致清，保证官吏廉洁奉公，此与吴起的杜绝权门请托之风相同。其统一度量衡的制度，超出了前法家人物，此为君主集权打通了一新的通道。“一强一弱”的军事思想，君主集权制的建立，秦国完成了政治与军事的结合。

以上是商鞅“不法古，不循礼”变法的一途，都是针对贵族和吏治的具体举措。在君王集权的具体措施上，除与前法家人物废止世袭一样，还其独特的土地制度、度量衡的统一制度，为君主集权理出了新的路子。当然，变法需要审明法令，此与君主集权相辅想成。商鞅在明法上采用吴起的作法，“立木为信”的典故是此证，商鞅在执法中坚决贯彻了法家不避权贵，刑上大夫的主张，此为他日后遭杀身埋下了祸患。

商鞅变法的另一途是，农业与军事并重，体现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上。农业作为当时经济命脉，也是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垦草令》制定的重农开荒办法，刺激了农业发展。其中禁止农民购买粮食，迫使农民只能专心务农。为抑制商业发展，倒逼各行各业的人从事农业，增加农民数量。规定商人不得买卖粮，加重经营的商品税 ，商人的奴仆必须服役，禁止百姓经营旅店、客舍。同时，减少影响农业生产的娱乐业；遏制秦国重文鄙农的风气；裁减官吏的从属人员，减少官吏扰农等。

商鞅为确立全农经济格局。他在第一次变法中规定，奖励垦荒，对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人免除劳役和赋税，强制推行小家庭制等。第二次变法开阡陌封疆，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土地面积。编订户口，禁止父子兄弟同居一室，执行分户令，开始按户按人征收军赋，是对小家庭政策的深化。不仅有利于税收，也有利于人口和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可扩大了赋税，为秦国经济奠定基石。一方面可扩大了兵役来源，为秦国军事壮大坚实基础。此于农业、人口与军事结合的思想来讲，有利于秦国的军事发展。事实证明，秦国正是因此而强大起来。

商鞅变法被后人所病垢的地方，正是出在与农业相连的农民。商鞅与前法家人物不同之处还有，他明确了人的本性是趋利畏罪的。所以，商鞅认为只要重刑厚赏，就可以治理好人民，使国家安定。以此为治民原则，商鞅制定了严酷的刑法和重赏立信的法律。同时，商鞅还认为国家要强大，必须使用弱民、愚民的政策。他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因此，商鞅在历史留下了刻薄少恩的形象。

商鞅在《垦草令》中规定隔绝农民与知识的接触，强迫农民心如止农，使农民愚守于耕种。第一次变法时颁布的“秦律”，本是从《法经》而来，但增加连坐之法，轻罪用重刑等。商鞅认为让老百姓只做国家让他们做的事，国家才会实现大治。所以，他规定百姓要互相监视互相告密，有奸不告者腰斩，以实现百姓与国家在行为、心智上的统一。《史记》有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似乎效果很好，但实际情况是，老百姓所受的盘剥极重，在生存线上下挣扎。

因为，商鞅认为百姓贫弱就会有求富的动力。他说：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用智巧实现所欲），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所以，商鞅主张在百姓富裕时，国家应想办拿走他们的财富，让其再度陷入贫穷。如此，百姓只会为生存拼命，没有精力去求其智巧扰乱社会秩序，统一治理百姓就容易。此法，有国家富有，百姓易治的两利，所以国家就会双倍强盛。

商鞅变法与李悝、吴起的基本思想相同，但其方法又他们不同。他应该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性本质的变法者。其愚民、弱民的治理，似乎也是历史上第一人 。他疏通多个渠道，共同完成君主集权，是变法的一大特色。他的政治与军事结合，农业与军事结合，人口与军事结合，侧重于军事的思想又是一大亮点。其与军功爵位制相结合，强化了秦人的尚武精神。

然而，秦孝公死后秦惠王即位，终因历史的旧账身死。商鞅死后其尸体在咸阳为车裂。商鞅虽然被害，但新法并未被废除。究其原因商鞅之死与吴起相似，都是因得罪旧贵族而死。其与吴起不同之外在于，秦国沿用了商鞅之法。从侧面说明，秦惠王仇恨的只是商鞅本人，对于富国强军的新法却是高度认同。秦惠王较楚肃王确实更为明智。

智子叹惜道，吴起，商鞅的变法功在国家，但终未能逃脱宿命而身死。李悝、吴起、商鞅三位算得上是法家的祖师级人物。李悝和吴起都是儒门子夏的弟子，是儒家主礼派的人物。他们的主张则是“不法古、不循礼”。商鞅是杂家弟子，其变法的成就在李悝、吴起之上。道子先生在此我有两个问题不明白，一、是不是说儒家学说有其狭隘之处，而造成后来者居上？二、他们三位制定的法律，除楚国未留下，魏国一直沿用，秦国虽杀了商鞅但新法也未曾动摇。您说秦惠王较楚肃王明智，该如何理解呢？

道子说：孔子思想为儒门弟子所用，并未取其思想的全貌，而唯其思想的一途而用之。简单来说是取“礼”的形式，变化为法律。礼与法并不相同，“不法古、不循礼”是过极了些，礼和法不可偏废，解决这一问题的是荀子，此将在后面讲到。任何一家的思想，运用于现实中都有其狭隘性。圣人的思想都很独立，但后人唯用之时却可相互补充为用。即是圣人思想术（法）化，将会走向相互杂合的发展变化之路。接下来就会讲到法家杂合道家思想的人物。

你说三家唯有商鞅成就最高，从事情的结果而言确实不虚。但不能如此比较，三者各有不同，必不是其面对问题时，解决方法的全面性。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有限的，也是进步的，不同时代的方法都有其绝对的价值。故就高下而言，三者在不同时间里发挥的价值没有高低之别。

解决问题的方法，又总是在对前人经验的总结下不断丰富完善。新方法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前面的方法。从三者的方法来看，他们只是不断扩大了方法的同构范围。换言之，他们注意的面越来越广、越来越细，但此正是得得益于前人以有的的方法。所以，后来者居上的问题是个断代的说法并不可取。

至于法律的沿用问题，其实是学术与政治之间的问题。术（法）化经典的学者被称为“家”。“家”对经典术（法）化的成果称为“学术”。学术一词遂在历史中出现。因为，学术与政治间互为关系，后来有了学术与政治之间体用。有时学术引导政治前进，有时政治统一学术为用。当然，最终学术能不能为政治所用，还要看与政治的结合。不是所有术（法）化都能与政治联姻。一旦被政治相中，一家之学术就可以托君王之权用于治世。可见，“家”的出现解决了经典与权力的结合为用。可是，权力者有权先选也有权废弃，特别是在新旧君主交替时容易发生这样的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李悝、商鞅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学术都为政治接受并沿用。吴起的学术因君主的政见不同，被废止不论是对吴起还是楚国实在可惜。这也佐证了经典术（法）化必然要与现实权力结合，撇开实现权力一层便不能成事。我之所以说秦惠王较楚肃王明智，是因为经典术（法）化后，会成为添加给社会的一个有效治理工具。这样的工具一经出现大都被又融入历史，成为一种社会的常态。

时至今日，法律依然是社会治理的强有力工具。战国时的法家为各国制定的法律，使得旧贵族瓦解，吏治浊而返清，实现了君主集权国家强大。当然，也并不是说法家人物需要永远存留在历史中。它能发挥一定时期的社会功用，就会自然淘汰。如贵族崩塌后法家离走向终结就不远了，然法律却会一直存留。可见，经典只要与时代同行，其唯实用思想论的学术就会被嵌入社会体系之中。楚国因废止变法而衰落，秦国却因沿用而统一六国，这可是同时代的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