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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一场发生于千年前的诸侯国的变革运动，这场由外国人商鞅所主导的针对西周旧有的封建制度的全面改革，让曾经偏安西北的草莽小国—秦国，一跃成为了春秋五霸，并在后来连续数百年的诸侯兼并战争中，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大一统从此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这也被称为商鞅变法的主要功勋之一，对此当然不应否定，但在看到商鞅变法的积极正面效果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的只看到它的阳光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商鞅变法也不例外。

在笔者看来，商鞅变法的负面效应对于中国的影响与它的正面效应一样持久、深入，甚至要比正面效应的影响更为深远。

变法前的世界

商鞅变法前的世界，被称为周的礼的世界，无论是之前对诸侯国有较大约束力的西周，还是后来分崩离析，乃至礼崩乐坏的东周，周所建立的“礼”的秩序，仍然是各诸侯国官方之间，官方与民间、民间与民间之间所自然遵守的规矩，即使后来有各种杰出政治家，譬如张仪等的违规破矩的行为，那也是找好了各种借口与掩饰。

在这个周的“礼”的秩序中，天子分封诸侯是天赋皇权的天经地义，而诸侯以封地为界，善待百姓，拱卫天子是义务与责任，周代所吸取的夏、商暴政而亡的教训在周礼中得到了具体体现，王不待百姓，百姓可终之，天子亦该废之。

直白的讲，在秦统一之前的世界里，百姓有充分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权力，有合理的赚取和追求财富的权力，有挣扎着改变自己阶层的权力，有灵活的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虽然这种权力可能更多时候是被束之高阁，让那个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年代里的人们往往可望不可即，但至少有一种合法的话语权在百姓的手中，这是周朝能够发生“市民暴动”反对天子暴政的基础，也是为什么在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能诞生如此多的思想流派，和大量从平民中崛起的杰出政治家与外交家。

这些是那个时代，是百姓与诸侯，百姓与天子之间还尚有些许话语权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的。

商鞅是如何改变这一局面的

【变的不只是秦国，六国也在变】

秦国之所以能够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在于秦国的改革彻底，且商鞅虽死，商君法未变，其中我们的历史教材讲的最多的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一是商君法奖励耕战，根据战功分封，调动了士兵积极性；二是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强化了对地方的治理；三是外交上奠定了秦国远交近攻的战略。

不可否认以上三点，确实让秦国一改西北弱秦的形象，让秦国从此站上了春秋战国的强国舞台，如果东方六国就看着秦国变法图强，自己坐以待毙，那么秦国凭借上述改革措施，三代之内就应该可以扫平天下，而非等到数代之后的嬴政时期。

之所以过程如此漫长艰辛，在于东方六国在秦国之后相继进行了相应的类似的改革，虽然可能步子更小，时间更晚，相比秦国可能也并不那么彻底，但以六国之前雄厚的底子基本已经与秦国改革的红利相抵消了，那么秦国到底是在哪方面超过了六国，或者说商鞅变法与六国相比还有什么独特之处。

【顶级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商鞅】

这里的独特之处在于，六国所主导的改革者或者可以称得上是杰出的政治家，但是可能对心理学与社会学完全一窍不通，虽然这两门学科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但商鞅的改革措施与上书充分证明了商鞅绝对算得上是当时顶级的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

商鞅在给秦王的上书中有诸多如：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等等一大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商君书》中翻看。

这些话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百姓强大、富有了，凭借自己的能力有地位了，就会爱惜生命、贪图享受，就会轻视朝廷的赏赐，鄙视朝廷的官员，如此长久以往，对于朝廷的政策就会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最终弱化朝廷的控制，使朝廷越来越贫弱；相反如果让百姓贫弱，他们就会重视朝廷的赏赐和恩惠，对朝廷和官员充满崇敬，此时用大王所需要的方法去役使他们，去达到王的大业，那么他们就会与朝廷同心，赴汤蹈火成就王的霸业。

这些政策被后代史学家称为“弱民术”，在执行上具体有如下几点：一是依照君王意志制定严刑峻法，动用国家机器强制清除那些抗法者，只留下尊法、听法者；二是道德绑架民众，将法度深植于民间道德中，君王要亲自参与法度的操控，是民众随时处于法度之中；三是税不多出，将苛捐杂税由显性混为隐形的一体，保障国家物资坚守可用；四是警惕理论，对农民、商人、官员这三个社会的主要阶层保持警惕，又称“六虱”；五是愚昧百姓，既不能让百姓学会太多道理，只要让他们相信一切都是日月运行的正常自然结果就可以。

这些“弱民”政策用现代心理学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是完全窥探到了人的最深处，可以说没有经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商鞅不可能得出如此完善的“弱民”理论体系，他让秦国的百姓从此与秦王的天下霸业捆绑在了一起，并且自愿为此赴汤蹈火，粉身碎骨，而这正是东方六国所没有学到的，也是当时整体经济社会水平高于秦国的六国所没有办法学的，正如同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欲言的一样“革命最终将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爆发”，而最彻底的变革也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贫弱的秦国爆发了。

对中华的影响

商鞅变法作为中国历史上首次政治经济大变革，无论是对于这场变革还是主导这场变革的商君本人，我们都应该对这种敢于向旧体制叫板，推动旧体制改变的行为竖起大拇指，正是他们所开下的这样一场先河，让中华民族从此将“统一”修炼为了内核，也推动了中华民族在一场场历史爬坡中融入进了世界潮流。

但我们也不得不看到这场变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忽视这些负面影响就是对这场历史变革的根本否认，因为变革的根本目的还是推动社会进步，降低负面效应。

在这场商君变革中，商鞅首次提出了“弱民”的理念，在这个理念中，从本质论的角度将百姓视为了国家天生的对立面，无论是官员、农民、商人，认为他们先天都不是忠君爱国的，这让国家政策的出发点一开始就是控制与防备，在这场控制与防备战中，百姓的话语权逐渐被剥夺，帝王与民众的较量从此发生翻转，帝王开始说一不二，民众开始诚惶诚恐，甚至是道路以目。

这种理论随着后世各种皇室御用理论家的完善，逐渐发展为后世臭名昭著的“驭民术”，历朝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将此术作为皇家子嗣的必修课程，它将国与民放在了一个对立面，让民与帝没有任何话语争夺权，由此确实在短时期内稳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然而也让各个封建王朝丧失了自我修正的机会，让中国进入了繁华统一—暴乱—统一的历史周期中。

商君法强了弱秦，带来了大一统，却让民众在与帝王的较量中彻底反转，民众沦为帝王玩物，而帝王却常常玩物丧志，甚至玩火自焚，在这场负面效应中，民众是最大的输家，但是却并没有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