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世家大族权贵势力的 罗曼蒂克消亡史

　　记者 彭晓玲

　　[ 在谭凯看来，唐朝并非因宫廷政变而亡，而是亡于一系列异常残暴的叛乱，导致整个京城精英网络被肉体消灭，大族强大的适应性也在残酷的杀戮中完全无法得以施展 ]

　　中国中古历史上曾经历巨大的转折，那就是由先秦氏族、汉魏士族、唐代贵族一脉相承而来的豪门世家，转变为宋以后更多依凭于科举制度的士绅宗族。然而，尽管有种种解释，主导中古中国数世纪之久的门阀大族为什么会在十世纪完全消失，依然困扰着历史学者。

　　一般认为，门阀世家作为决定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最晚在东汉末年已经占据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中心，并且活跃了700多年之久。“唐宋变革”中，中古世家大族的瓦解对后世无疑影响最巨大。最近几十年来，数千方唐代墓志铭出土，为深入认识这一消失的精英群体提供了不少历史细节，重新激起了历史学家探讨这一历史谜团的热情。

　　2003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者谭凯（Nicolas Tackett）开始接触唐代墓志铭。他把上千份墓志和3万多个唐代人物传记整理成一个数据库，从大数据分析角度，发现唐代精英在权力地理分布和社会网络组成上的特点，进而重新审视旧时大族的社会适应性，以及为何随着唐代灭亡，他们在历史上突然消失。

　　6月19日，在谭凯新书《中古门阀大族的消亡》举办的一场讲座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李鸿宾用了四个字“振聋发聩”，来评价这种基于大量墓志铭统计分析之上的新家族关系研究方法。特别是关于门阀大族和藩镇、科举之间关系的新阐释，证明了大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隋唐五代史中，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来谈论。按照谭凯的逻辑线索，大族会随着社会政治、科技制度变化，会在中国社会继续占据政权结构顶峰的位置，大族是不会消亡的。”

　　“唐代大族的消亡确实是偶然。”发型也颇有中古之风的谭凯说，要不是黄巢之乱，真的很难说此后中国社会将会怎样变化。

　　墓志铭中隐藏的新信息

　　谭凯接触过大量墓志铭，除了传统门阀世族，还有下层官僚、军人、宦官、商人等上层社会的边缘群体，他注意到，墓志的出土提供了很多正统史书上没有的内容。特别是志主的死亡、埋葬时间和地点，以及父亲、祖父、曾祖父、丈夫、妻子，乃至外祖父、岳父和女婿等信息，勾勒出志主生前的生活社交轮廓。当海量墓志汇集在一起后，像拼图游戏一样，会逐渐显现出唐代精英社会内部运转的很多重要细节。

　　关于中古时代的世家大姓，史学界一般是用姓氏与家族起源地（郡望）相结合的形式来界定，比如清河崔氏、太原王氏、弘农刘氏、关中裴氏等，都是非常著名的世代传承的大家族。谭凯在大量新出墓志的基础上，对9世纪时的重要家族做了更深入的研究。从公元800年至880年的已知墓志中，他通过姓氏统计到6255人，其中4311人同时拥有郡望与姓氏。“当然，一些人对著名郡望的自我认同想象成分居多，但即便是想象的认同，也能揭示哪些郡望在当时人眼中最有声望。”谭凯的研究正是对此进行规律性的分析。

　　这些墓志中，90%的志主都宣称自己是名门之后，余下的10%，即便本人不是名门之后，也与自称是贵族的人有联姻关系。比如875年去世的青州商人赵琮，被认为是唐代16个顶级家族之一的天水赵氏之后，他的母亲和夫人则来自太原王氏。“毫无疑问，对大族后裔的归属感，在中国所有地区都普遍存在。”

　　此外，谭凯还发现墓志大量出土的地点比较集中，主要涉及西京长安、东都洛阳，连接两都之间的“两京走廊”地带，以及包括苏州和扬州在内的长江下游，以及河朔三镇等几个地区。谭凯由此将唐代门阀世族分成京城精英和地方精英两类，两者在墓志大小、质地上基本一样，显著的差异在于他们在政治等级上的地位不同。

　　统计发现，京城精英更有机会累世为官。79%的京城精英和50%以上的两京走廊地带精英显示出强大的传统。在长安和洛阳出土的墓志铭中，只有4%的志主没有任何任官记载。相反，大部分地方精英家庭却有大量成员无缘仕宦。即便这些边缘家族中的某人确实任过官，他们也往往是家族中唯一可知的出仕者。“当走上仕途后，来自京城的人也更有可能得到显赫的官职，就算他们外出做官，也代表的是中央朝廷。地方精英则更多在各自家乡附近任职，也就是说，他们也几乎没有机会位居高位。”谭凯认为，迁居地方，是家族社会地位往下流动的表现。比如常熟出土的颜幼明墓志铭显示，其四世祖颜谋道是典型的京城精英，祖先时代为官至少一个半世纪，但他们这一支不知为何迁到南方，并且很快脱离官场。颜幼明父子都试图通过科举出仕，但没有考上。

　　总之，唐朝门阀世族出于维护自身政治利益和累世为官的目的，大量居住在离权力核心位置最近的长安、洛阳，以及两京走廊地带，彼此之间通过联姻形成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群体。

　　门阀大族的适应性

　　为了打破这种具有垄断性的群体网络，武则天时期开始实行科举制。但谭凯在整理墓志铭数据库时发现，当时科举制度对于增强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而言，实际作用并不明显。所有能确认为世族出身的知贡举，都居住于京城地区，其中居住于洛阳的人比居住于长安的人多三倍，86%的精英属于京城婚姻网络。李鸿宾也指出：“科举考试固然对平民开放，但平民不具备大族那么优厚的条件，所以大族反过来振臂一呼，优秀的人才在竞争中胜出，更加维护大族的地位。”

　　另外，史学界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导致门阀制度的消亡。但谭凯通过对这一时期墓志数据的分析发现，藩镇军事力量事实上几乎全部被居住于地方的精英所领导。而且9世纪大部分时候，藩镇兵变的频率相对较低。“9世纪中期，在唐廷、居住于京城的贵族以及地方精英之间，明显达成了一些共识。这一共识如何达成，并不完全知晓。但朝廷显然能够任命居住于京城的精英到藩镇幕府的各种高级文职上去，除了一个主要的例外，即河北自立藩镇。”

　　“以往受到的历史教育是，唐朝后期有三大社会矛盾，藩镇割据、党派纷争、宦官专权。但谭凯并不完全认可这种解释。他认为，藩镇力量与其说是对中央的威胁，还不如说是维持唐朝统治的另外一种形式。而且文职官员也给无法在京城当官的大族精英，提供发挥才干的新的机会和社会空间。”李鸿宾说，从谭凯关于大族与科技制度，还有藩镇之间关系的分析，完全证明了他们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唐朝精英并非以往谈的，在‘安史之乱’后走下坡路，而是在有秩序、有能力地应对社会变化和政治发展。大族并非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状态，他们的适应力很强。”

　　在谭凯看来，唐朝并非因宫廷政变而亡，而是亡于一系列异常残暴的叛乱，导致整个京城精英网络本身被肉体消灭，大族的这套适应性也在残酷的杀戮中完全无法得以施展。

　　公元880年，黄巢叛军占领两京，许多大族子孙被杀。“那些有幸在政治中心成功躲过大屠杀的人，在随后数年遍布大部分地区的战争和暴力中，也很难毫发无损。”谭凯指出，大族精英在地方上的聚居地，比如江陵和襄州就化为废墟，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门阀世族建立的关系网络基本都被摧毁。

　　“需要注意的是，为何‘安史之乱’给门阀大族带来较少永久性伤害。”谭凯说，表面上看，两者有些相似，但实际有本质差别。安禄山曾出仕唐朝多年，深谙中国政治文化，希望尽早建立统治。但黄巢与唐王朝或京城精英毫无关系，他发起了针对唐王朝文官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此外，黄巢还把他的整个军队带进关内，也使得京城居民很难出逃。“在唐代最后的岁月，已经很少有地方能作为大族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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