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照镜鉴

刘绪义(学者)

三国鼎立数十年，最终结果是以曹魏胜出收官，对于这个结果历史学家有过许多研究。其中不乏正恳之高论，然而，有一个关键因素却常常被忽视，那就是人才因素。众所周知，蜀汉从诸葛亮去世后，人才陷于困境，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东吴的情况也差不多。唯独曹魏人才不断，或许有人说，这是因为曹魏位居中原，优势明显，人心所向。人才真的倾向于地理因素吗？我想结论不言自明。

说到魏晋人才优势，关键原因并不在中原地理优势，而与魏晋的人才政策关系重大。简单地说，就是三国归晋，是因为魏晋经历了一场从月旦评到九品官人法的变革。

国家的盛衰取决于人才，东汉选拔官员的方式主要是察举和征辟。征辟是由皇帝、中央内阁和各级官府发现和委任人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察举则是地方州郡通过对人才的考察评议，自下而上地举荐人才。东汉盛行的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都是察举考评的主要科目。察举又称“乡举里选”，士人依赖乡里社会的舆论评价得以被选举做官。东汉能传近二百年，有赖于这两种方式并用。到了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政，内忧外患交并。乡闾评议被他们视若无物，“贸易选举”、任人唯亲，庸俗无才之辈充斥朝堂。士人不甘心向上流动的途径被堵塞，便挺身而出，发动舆论抗争，他们臧否人物、抨击朝政，逐渐形成一种“群体性自觉”。其中一支以在朝的李膺、陈蕃等名士官僚为领袖、太学生为骨干，“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一支在野的以许氏兄弟为代表，他们评论人物才干和德行风貌，“激扬名声、互相题拂”。这些名士大V逐渐成为舆论的代言人。原本被权宦鄙弃的察举反而被这些人的舆论所代替，他们的品鉴评论可以左右朝廷和地方政府选官，“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坠于渊”。

颍川陈寔就是这样的名士兼人才品鉴家，时人云“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李膺被公认为天下道德楷模，士人如果被他接见，犹如“登龙门”。范滂曾任掌管人事的功曹，敢于抵制其上司太守的人事安排；太原介休的郭泰，出身寒微，“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为当时最优秀的人物品鉴家。但在党锢之祸中，李膺、陈寔、范滂皆下狱受刑，陈蕃被免官，郭泰哀痛而死。

郭泰之后，汝南郡的许靖和许劭两兄弟每月初一品评人物，褒贬时政，史称“月旦评”，成为最具影响的人物品评现象。许劭品评人物毫不留情、冷峻客观。如他评当时的士人领袖陈寔和陈蕃：“太丘道广，广则难周；仲举性峻，峻则少通。”寥寥数语抓住了两人的性格特色，直陈其局限，轰动一时，为士人所推崇，月旦评风靡全国。

曹操年轻时出身不好、品行不佳，“不治行业，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想入仕途的曹操，极力扭转负面形象。他起初借助太尉桥玄，桥玄对他的评语是“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桥玄认为自己名望不够，建议曹操请托许邵在主持“月旦评”时能为他美言。

然而，尽管曹操多次“卑辞厚礼”，“求为己目”，但许邵却鄙视曹操，不欲应对，在曹操威胁之下，不得已给出了著名的十字评价：“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大喜而去，不久他便被举为“孝廉”，入首都洛阳做官。

这其实也埋伏下曹操后来用人改革“唯才是举”的伏笔。

三国分立之后，有一统天下之志的曹操能够奠定最终使曹魏代汉自立的基石，其关键就在于人才方面，这背后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曹操看到了“月旦评”的局限

许劭品鉴人物的特色主要是“善善恶恶”，意在惩恶扬善、清浊两分。一如诸葛亮所说“许劭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许劭的特点是褒贬分明，缺点是不会育人。

东汉末年虽是乱世，却是一个重忠义名节、讲道德风化的社会。宋代名臣司马光这样评价道：“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肴，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

许劭月旦评对这股风气无疑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四世三公，牛人吧？他辞去濮阳令回乡，随行的奔驰宝马和从者一大溜，然而，当他将要进入汝南郡界时，便对这些随从宾客说：我这么一个阵势怎么可以让许劭看见呢？于是将他们都打发走后，“单车归家”。

然而，物极必反，这也导致东汉至三国时以“名”取士的风气，社会上过度崇尚名节，士人脱离正常的价值规范，有的甚至故作偏激、矫饰之举，如陈蕃就曾揭发青州人赵宣的父母死后，他在墓道里守丧二十多年，以此闻名天下，然而赵宣却在墓道里生了五个儿女。董昭也上表要求严厉制裁青年浮华之徒。魏明帝严办“浮华”案，将何晏、夏侯玄和邓飏等十五人免官。魏明帝死后，曹爽辅政，太和浮华案中免职的名士几乎全部复职升官，司马懿韬光养晦，发动高平陵政变，一举消灭曹爽势力，何晏、邓飏、夏侯玄等人先后被夷灭三族。

曹操不甘心人才识拔的权力受制于人

梅陶指出：“月旦，私法也。”然而，“私法”何以能左右公廷？其原因就在于许劭背后的家族势力。许氏家族也属于名门公族。曹操两次招募许靖，但他秉持汉室正统，一再拒绝。201年前后，许靖被益州牧刘璋征召入蜀，继续“爱乐人物、清谈不倦、诱纳后进”。

曹操一方面自身也依赖于一些家族势力而崛起，另一方面也担心受制于这些家族势力。

在当时“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时期，不少名士都很瞧不起曹操，他们所凭无非是家族或名望。战乱中，曹操政权必须依靠地方名士，但同时曹氏政权也有意识压抑以清议名士为代表的地方豪族势力，如曹操杀孔融就是一例。

孔融是名士，背后又是孔门这座大靠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后，孔融结交宾客朋党、任意褒贬时政，性格张扬，讥讽曹操，拥护汉室、反对曹氏篡权，引起曹操不满。平定冀州、权力稳固之后，曹操下令“整齐风俗”，破除朋党、惩治“浮华交会”之徒，加强对言论结社的控制，主要就是针对孔融这类人。208年曹操以其“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朝仪”等罪名将其杀掉。

曹操整齐风俗、破除浮华的做法，延续到曹丕代汉之后，特别是九品中正制，其实质就是用中正官取代“私法”控制舆论。九品中正制仍是延续了“月旦评”这种少数人掌握人才品鉴之权威的发展趋势，只不过是变私议为公法，重新树立起中央权威，令政府掌握舆论和人才识拔的主动权。以“九品官人法”取代“月旦评”，收一箭三雕之效。

曹操更懂得人才对统一天下的重要性

三国归一，核心在人才归向。曹操深谙这一点。如果说上述两个原因是曹操统一进程中最担心的问题，那么，曹操于210、214和217年三次颁发“求贤令”，则是他追求大一统目标的大举措。与此前用人导向不同之处，曹操强调只要有才，不仁不孝的人也可举荐。而且，他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清平治世用有德之人，乱世要解决问题需用有才能之人。这样就打破了唯名取才的传统。如荀彧推荐给曹操的顶尖谋士郭嘉，就是一个不拘小节、行为不检的人。

相比之下，蜀汉的刘备却在人才的识拔与重视上远不及曹操。

刘备的人才库核心人物自始至终只有关、张、赵等少数几个人，在徐州时，好几个当世之才就和他擦肩而过，如陈群、田豫、臧霸、陈登等等。刘备对陈登的评价极高，而陈登又是最积极建议刘备接管徐州的人，但刘备却没有将他招至自己麾下。陈群后来成为曹丕重臣。田豫初从刘备，刘备对其说“恨不与君共成大事也”，但田豫后来却成为曹操手下威震北疆、大败孙权的将领；臧霸成为曹操手下名震江左的将领。再如，在荆州时，凤雏庞统，在刘备手下刚开始只做了一个县令。

不仅如此，曹操用人时不计前嫌，不论门第，不论资历，只论才干，封侯拜爵者大有人在，连投降过来的人都能得到重用，相反，刘备轻易不肯给部下封侯拜爵。如糜竺糜芳兄弟，先辈世代经商，家中仆役上万，财产丰厚，在徐州时不仅拿出钱财资助刘备，还把妹妹嫁给他，送给他两千家丁，刘备方才东山再起。入主蜀中后，糜竺担任安汉将军，位置虽在诸葛亮之前，却并没什么权力。至于糜芳对刘备忠心耿耿，刘备被吕布击败投靠曹操时，麋芳曾被曹操上表荐为彭城相，但他最终没有接受，而是继续随刘备奔波。然而，刘备的结义兄弟关羽根本看不起他，迫使他降了东吴。其实，那时的爵位不过是一个名誉而已。刘备恐怕并非舍不得，而是不懂得人才的好处。

诸葛亮劝刘备称帝时引用过耿纯一句话：“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但刘备并没有重视。因此，自始至终，蜀汉政权对人才没有什么吸引力，就连后来的诸葛亮也招揽不到人才，唯一的一个姜维还是从曹营中施诡计得来。

东吴也好不到哪里去，其人才也基本上拘限在东南一隅，到后期还纷纷投降魏晋。

220年曹丕以魏代汉，陈群提出创立“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然而，陈群却是颍川世族之后，早年就多次批评行为失德的郭嘉。因此，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是对曹操唯才是举的纠正，虽然并非回归老路，但也为后来司马炎代晋后官员的选拔又被世家大族所垄断，进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时代奠定了基础。历史似乎打了个转又回到原初，值得现代人深思。

(原标题：三国史的一种解释：从月旦评到九品官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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