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自隋唐实行科举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制为止，在一千三百多年的中国科考史上，大约产生了近六百名状元。

按：据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山东德州人）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 甲辰科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历代科考的榜数为745榜，共产生了592名状元。

当然，如果算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及各代武状元，中国历史上可考的文武状元总计777人（因标准不一，这并非是最终数字）。

其中，唐代状元最多，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壬午科至唐哀帝天四年（907年）丁卯科，285年间几乎每年一考而产生状元270人。

在这些状元中，其中有一位注定要载入史册，他就是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

按坊间传闻，刘春霖得中状元，主要是他的名字立了大功。

据说，当时考官推荐了十分答卷，第一位是广东举人朱汝珍，孰料慈禧太后一看这个“珍”字，就想起了和她作对而在庚子年被推进井里淹死的珍妃；

再一看，朱汝珍是广东人，她有想起戊戌年企图“围园杀后”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乱党都是来自广东，于是朱汝珍的答卷便被扔在了一边。

接着打开的第二卷是直隶举人刘春霖的，因为当时久旱无雨，老太后一看“春霖”二字便十分欢喜，因为“春霖”意味着“春风化雨、甘霖普降”，多吉利的名字！

于是乎，刘春霖便由原来第二名改成了头名状元，原本第一的朱汝珍只得屈居其后成为榜眼了。注：是科探花商衍鎏。

当然，以上只是刘春霖中状元的一个传闻，未必就是真相。

类似的传闻，也不仅仅发生在刘春霖身上，上一届状元王寿彭也有一个，大意是：

王的名字“寿彭”意味着“寿比彭祖”，而慈禧太后马上就是七十大寿，因为名字吉利，所以才被挑中状元云云。

对此，王寿彭倒是十分大度，其当即就写了一首打油诗：

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

作为状元郎，王寿彭完全有资格、有底气说这样的话，因为王寿彭不但书法水平高，而且他在县试、府试中都是头名，一路过关斩将，成绩不俗，靠的是乃是真才实学。

对于不应掩盖个人努力的看法，康熙晚年时，就曾与身边侍卫及大臣们说：

“朕常讲论天文、地理及算法、声律之学，尔等闻之，辄奏曰：‘皇上由天授，非人力可及。’如此称誉朕躬，转掩却朕之虚心勤学处矣。

尔等试思，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务学必以敬慎为本。朕之学业，皆从敬慎中得来，何得谓天授非人力也。”

康熙的意思很明白，众臣奉承其“天纵聪明”，其结果是让人忽略了“虚心勤学”的重要性，而康熙也不认为，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生来无所不能者”。

以此而论，说刘春霖中状元是因为名字起得好未免有些揶揄人，甚至带有恶意的中伤意味了。

事实上，所谓朱汝珍放在第一名推荐本身就不存在，因为每次殿试，考官只能将最优秀的十人推荐给皇帝做参考；

至于决定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的名次，这是皇帝的特权，非考官所能擅自决定。

当然，民众津津乐道于这些传闻，也折射出科考状元在大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只是有些传闻还需要历史的甄别，否则以讹传讹，就失去了历史的本来要义了。

在中状元后，刘春霖被授为翰林院修撰，2年后又被公派日本学习法政。1907年回国后，其先后担任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北洋师范学校监督、资政院议员等职。

相比于早期的留日生，刘春霖的仕途并不算显山露水，然而，刘春霖的官运也实在是糟。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清廷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轰然倒塌，即便刘春霖想做个小官也不可得。

时局剧变下，刘春霖在辛亥年后辞去一切官职，其隐居于京，直到1914才应袁世凯之请出任总统府顾问，由此在北洋官场上厮混了十余年，最终于1928年退隐归乡。

按常例，历届状元做到一品大员大学士也不少见，最起码也得是个二三品的尚书侍郎，但作为前朝状元的刘春霖，就没有这份运气了。

此所谓，时乎？运乎？命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