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陌生人」闯入「门口」

1841年5月29日，受痢疾、热病困扰的英军从高地上无精打采地注视着广州城。

他们要保持对城内的火炮威胁，以敦促清军尽快履行《广州和约》的条款。

但一场意外突然而至。

一小队英军因为在三元里欺辱妇女，引来三元里附近上万乡勇围攻，英军司令卧乌古将军立即派出两个团英军前往救援，可山间突然下起暴雨，英军步枪哑火无法使用，救援英军也被乡勇们团团围困。在这一天的僵持中，英军共有1人被杀，1名军官及14名士兵受伤。

一天后，卧乌古将军调动装备精良的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打散乡勇，所有英军回到营地。但上万乡勇也紧随而至，并再次集合到高地旁边。卧乌古将军见状十分愤怒，他捎信给广州知府余保纯，威胁说如果敌对行动继续下去，他就将炮轰广州城。

余保纯得知后，急忙威胁组织团练的士绅说，如果战争爆发，他们将承担罪责。于是，士绅们悄悄溜出人群，无人领导的乡勇们终于愤愤地散去。

▲三元里事件《三元里抗英》油画赖征云、熊德琴，广州博物馆

1841年6月1日下午，清廷履约后，英军登上军舰，广州城解围。这就是著名的「三元里事件」。

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以这个事件为开端，写作了《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一书。魏斐德以「三元里事件」作为叙事的起点，将其作为观察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极佳切口。

▲《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作者：[美]魏斐德译者：王小荷出版社：新星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

书名中的「门口」其实就是指广州，在「三元里事件」中，「陌生人」进入中国「大门口」，使得广州社会各界，比如官府、士绅、乡民、商人都对英军入侵做出了自己的反应，这非常能揭示此后中国社会不同阶层对西方挑战的基本态度。

在三元里冲突中，上万乡勇能在顷刻间集结完毕，主要源于鸦片战争前后广东地区的团练组织，团练在此后的中英对抗中变得制度化。

以此为源头，此后20年1839-1861年间华南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动乱，如反洋人运动、太平天国叛乱、秘密社会、宗教争斗等，无不与团练现象以及由其折射的社会失衡有关。

魏斐德选择广州作为观察华南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的入口，原因在于，广州自清中叶的海禁时代就是中国唯一外贸港口；而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又成了一系列中外冲突的第一线：林则徐对外国鸦片的查禁、首次海战、英国的进攻与封锁，都在这座港口城市轮番上演。

可以说，了解广东的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被迫纳入世界体系的艰难历程。

魏斐德同时也指出，广东省具有很强的地方主义色彩 。广东人「对他们的始原表现出强烈的自豪」，他们认为自身是最中国化的省份，相较其他地区并未大肆受到蒙古人和满族人的践踏，这使得他们保持了汉人的「纯洁性」。

比如，粤语被认为是保存音素最完整、最接近古汉语的方言。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家庭的纽带作用在广东地区也更具有生命力。

魏斐德对此解释说：

像这样一种萦绕于始原和『纯洁』的情况，在一个伟大民族或一个文化综合体的边远地区，是具有代表性的。那些最直率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来自这些区域，似乎他们能更敏锐地感觉到同过去的历史有机地联系起来的必要性。

因此，回顾广州的在两次鸦片战争之中的遭遇，能够使我们透过历史的阴翳，明白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曾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

02.

「皆呼为番鬼，不以齿于人类」

魏斐德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向读者展示了广州城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1839—1841间，「三元里事件」让广州掀起了一场爱国主义的政治。尔后，《南京条约》签订，中英就英人入城问题展开的一系列角力。最终，两广总督在民众团练的支持下取得反入城运动的胜利，也让清廷度过了七年的「自在」。

但好日子过得不长，1850—1856年，政府与太平天国、红巾军之间发生斗争。1857—1861，英军再次侵入广州，活捉了两广总督叶名琛，并建立傀儡统治。后来又因不堪日常管理之扰，于1861年10月，主动撤出广州。

面对「闯入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内部各阶层如乡勇、儒生、士绅、秘密会社等，分别作何反应？他们的意见会影响清廷决策吗？

魏斐德列举了一处历史细节。1841年9月的一天，广州知府余保纯主持一次府试。由于余保纯在三元里事件中曾帮助英军解散乡勇，因此当他走入考场，南海、番禺县的考生集体向他发出了「嘘」声，并喊道「我辈读圣贤书，皆知礼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

有激动的考生甚至向余保纯投掷砚台，将他赶出了考场。而考生们依然不依不饶，他们要求知府必须辞职，否则就不参加考试。公众的情绪激烈，余保纯最终不得不辞去知府职务。

▲爱新觉罗·耆英（1787-1858年），字介春，清朝宗室，大臣，签订《南京条约》的中方代表。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负责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身上。他因为广州军事力量的虚弱，于是接受了英国人将于两年后入城的要求，但广州的士绅们却明确向耆英摊牌，他们张贴告示说：「只要洋人进城一步，立即格杀勿论」，甚至直接向洋人发出死亡威胁，他们宣称要越过政府承担起惩罚外国人的责任。

受到威胁的外国商人开始组织自卫团体，中英摩擦不断发展，两国再次来到开战边缘。就这样，在内外交讧之下，耆英被撤换，并受到皇帝的严厉处罚。

新换上来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吸取耆英的教训，决定「必须保住百姓对朝廷的忠心，即使这意味着要冒开战的风险」。

因此，他公开支持团练运动，并为团练发展提出许多制度化的改善途径，他要借助士绅的力量，来领导民众进行反洋人运动。因为被放开发展的团练力量过大，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可能激起民变，徐广缙终于在英军兵临城下之际，假传圣旨，坚持反对英人入城。最终英人考虑到综合的商业利益，放弃攻城，并且未对徐广缙的毁约行为作出任何武力惩罚。

徐广缙主导的反洋人运动的胜利，被魏斐德评价为：

「在他的背后，人们依稀可以看到圆明园废墟上摇曳的火光。」

以往不注意分析中国社会内部对西方挑战态度的学人，常常只将这一时期广东地区的反洋人运动看作极端的排外主义，或者早期的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但魏斐德的叙事却让读者发现，那些分析都太过简化。

事实上，反洋人运动背后，各个参与阶层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与行为逻辑，比如上文所说的生员儒生、士绅、团练。而在此过程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社群，他们就是广州的商人。

商人本身与洋人有着非常多的共同利益，但却在反入城运动中出资出力。他们为何要做此选择？

原因其实很简单。

对于商人们来说，积极组织团练，响应反洋人运动，才最有可能保护自身不在运动中受到混入运动的暴徒的骚扰。

这就涉及到中国民间社团的兴衰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

03.

红巾军与「三合会」

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1850-1856）」，魏斐德就讨论了中国民间社团如何反映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

他花费不少笔墨描写1839—1861年的广东史，他对太平天国运动以及秘密社会兴起问题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

▲《平定太平天国战图》（清 佚名）

为什么太平天国运动、红巾军叛乱、三合会等秘密社团会在此时的广州「你方唱罢我登场」，频繁上演？

魏斐德认为，这是因为鸦片战争打破了原有社会平衡，这点首先表现为两广地区严重的失业问题。

《南京条约》（1842）和《虎门条约》（1843）签订以后，新的通商口岸被开辟，浙江、安徽一带的茶叶自然地流向上海。

随着上海在近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广州的地位也被严重削弱了。

「在战后的头一年，广州的商业几乎瘫痪。」

与此相应的，梅岭地区 10 万名脚夫，北江流域上万名贫困的船民，突然间失去了工作，成了秘密社会或匪帮现成的招募对象。骚乱增加又导致可搬运的货物减少，失业更加扩大。

这种恶劣的循环，对华中和广州都是灾难。因此魏斐德指出，鸦片战争带来的经济冲击是当时社会动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广东珠江旧照，赖阿芳，1880

另一方面，英人入侵也使得广东地区的团练性质发生转变，魏斐德认为，这是引起当时华南叛乱的另一原因。

广东此前的团练，在性质上属于「宗族」。一个只有单一宗族的村的团练，恰恰就是一个宗族组织。团练的首领就是宗族的首领。但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更大规模的团练出现了，它们往往都超越了单一宗族，形成了多族联盟的存在形式。

这时，一个宗族内的士绅与佃户，同另一族的士绅与佃户之间的潜在的横向纽带，突然间联系起来或者是加强了。某一村的某一农民可能会发现，他与另一镇上的另一农民其实有着共同的经济或社会利益，如果没有团练运动，各个村子之间的互相仇视会妨碍他们认识这一点。

这种横向的移动和联合，不可避免地挑战了原有的阶级和宗族之间的平衡。在外部的敌人威胁广州的时候，血缘关系维持着团结。可是，当这种威胁在1849年后明显消失时，阶级就开始居于宗族之上了。

魏斐德指出，「到1845年时，社会开始分化为富裕者、贫穷者两部分，血缘关系也不再能够模糊阶级利益了」。

阶级利益的分化，在团练运动中也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它不再是民众自卫或使公众团结一致的手段，它的阶级性更加凸显，它就是掌握在有钱名人手里的社会控制机构。愿意接受变化的贫民加入其中成为乡勇，而愤愤不平的农民则去加入了秘密社会。

魏斐德分析说，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南欧，尤其是西西里地区也发生过同样的社会分化：

「近代经济的到来（不论其是否与外国政府相结合），都可能，而且肯定会使亲族中一些家庭富裕起来，而另一些家庭则陷于贫穷，从而瓦解亲族社会的平衡，或者破坏亲族关系本身。传统的血族复仇制度可能而且确定会「失去控制」，并产生罕有的仇杀和残酷的恶棍；阶级斗争的因素也就开始进入其间。」

因此，他总结道：

「产生黑手党的原因，也创造了三合会」。

总的来说，本书的历史叙事让我们在中国整体史的国家叙事以外，看到一个更广大的地方社会，在那个社会当中：

「文人为军队的无能而躁动不安，地主组织团练，佃户参加秘密社团，各个家庭为争夺当地的财富与势力互相争斗。简而言之，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

这本书虽然是以广东为中心研究了华南社会，但魏斐德所谓的「地方史」却不是地方中心主义，而是在世界主义基础上的「地方主义」。

他本人也曾这样解释自己的国际视野称：难道不正是不同地区历史的交错塑造了此时此地的历史吗？

「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头，巴麦尊（Palmerston）在伦敦白厅（White Hall）发怒，白厅向北京施加压力，广东省一个农民被斩首。各个地区发生的事情编织进了世界历史，中国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