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上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完整和缜密的文官管理制度。这些文官制度，不仅使得中华帝国的政治运转有效有序，也对当时以及后世许多国家的文官制度创立和形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和探究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了解我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内容及特点。

一、文官制度的形成发展

文官制度，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所推崇的重要制度之一，也是儒家思想与中国封建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和思想爆炸。

《论语·子路篇》记载: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所以说，现在被西方世界引以为傲和奉为经典的文官制度，其实最早还是从中国借鉴和学习的。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设立了强有力的行政机构和组织以巩固皇权，逐渐形成了最早的文官制度，开始时以“世袭制”为主。

而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最早形成于17世纪末期，整整落后于中国近2000年的时间。可以毫不夸张的讲，中国人才是文官制度的鼻祖和创始，引领了世界文明的趋势。

到了西汉时期，尤其是武帝时，不仅大幅度扩张了原有的领土和疆域，而且在思想领域和文化领域也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定型。期间，文官制度的发展也迎来了机遇，多以“荐举制”为主。

笃信儒家思想的汉武帝，开始大力任用儒家学者，不仅赋予殊荣，而且赠予官职、津贴和特权，使这些学者强烈地关怀帝国的兴衰和存亡，最大限度调动了他们的热情和积极性。汉武帝所设计的这种文官制度，尽管还处于雏形阶段，但却意义深远，影响巨大，一直持续到了汉代的终结，大约有四百年的时间都在更新变化中。

直到隋朝时期，隋文帝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的战乱和分裂局面，再一次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特别是隋炀帝时期，创造性的开始了“科举制”，极大地推动了文官制度在中国的发展。之后，虽然有过几次短暂的中断，但文官制度却始终运行不辍，持续进步。

到了北宋以后，由于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钦定的“重文抑武”国策，提倡笼络士大夫治理天下。以致于，朝野的政治气氛相当开明，甚至到了过分开明的程度。这样，文官制度得以蔓延，传统的“贵族政治”和“武人政治”，从此以后基本上退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

到了明代，由于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而权分六部，初衷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独断。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大出朱元璋预料。君主权力非但没有获得加强，反而被空前高涨的文官集团处处压制，皇帝为了压制过分崛起的文官集团，甚至被迫引入了宦官集团以对抗文官集团。

结果，按下葫芦起了瓢，使得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危害最严重的朝代，也使得文官制度进入到畸形发展的阶段，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东林党”势力。

而最后的清代，文官制度得到了合理的弱化，因为明代的文官制度实在是过于强大了，强大到危及皇权的程度。满人入关后，尤其是雍正时期建立了军机处，将封建君权推升到空前的鼎盛。在此背景下，文官制度被进行了压缩和规范，一直持续到了清朝灭亡。

二、文官制度的内容

（一）、录用

世袭制

主要形成于商周时期，依据家族的血缘和亲疏关系，确定各官员的任用和级别。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分封制和宗法制，尽管这两种制度主要用于上层的统治阶级内部，但这种“亲贵合一” 的制度，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文官制度，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荐举制

东周时期，周王室没落后形成了诸侯割据现象。诸侯之间相互攻伐和战乱不断，为了求得生存，各国都非常重视选贤任能。因此，官员的选拔方式开始趋于多样化。

秦汉以后，文官制度主要集中于荐举制，分为察举和征辟两种方式。察举是自下而上的选官方法，即朝廷指定不同的官员担任举主，依照相关规定推荐相应的人才，多为中下级官员；而征辟，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选官，由皇帝亲自征召品学皆优的人才，多为出任高级官员。

西晋到南北朝时期，选官制度主要采用“九品中正制”。国家设立各级的大小中正官，按照门第和德才，最主要是门第，考察和推荐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计三级九等，一度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尴尬局面。

科举制

始创于隋朝隋炀帝时期，发展到唐代后已经十分完善。一般以儒家的经典著作为考试内容，由礼部具体主持，选拔合格官员加入到文官队伍中。

孙中山说：

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此后的历朝历代，科举制度都有所发展和改进，在形式上打破了士族和门阀制度，为大批中下层寒士，提供了通过个人努力而入仕为官的机会和途径。社会出现了“朝做寒衣郎，暮登天子堂”这种以才取人的可喜现象。

但是，到了明清以后，由于科举考试内容死板教条和格式僵化，完全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清末时期被彻底废除。

（二）、考核

对于官员的考核等奖惩制度，在我国古代由来已久，很早便出现了。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然而，之前的律法多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正规的考核制度，基本上形成于国家大一统后的隋朝。为了加强这种考核机制，隋唐时期专门设立了考功司，负责进行官员的考核工作，具体依据的标准是“四善”和“二十七最”。所谓“四善”：

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

而“二十七最”则规定了不同职责和不同职位的各级官员，在相应领域所要坚持的工作准则或者工作操守。

到了明代，文官制度发展到了巅峰时期，考核也日益完善和严苛，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形式。考满是对官员任职的全面考察，结果分为称职、平常和不称职三种。考察又称为“大计”，类似于一种纪律监察，分为“贪、酷、躁、老、病”等内容。

到了清代以后，考核官员成为一种惯例和定制，对京官的考核叫做“京察”，对地方官的考核叫做“大计”。考核中纠以六法:

不谨、疲软者，革职；浮躁、不才者，降调；年老、有疾者，休致。

如考核优异者，进行升赏，有即升、推升、议叙、加俸、加顶带、荫子侄、入旗等等；而考核不合格者，有降罚、罚俸、降级留任、降级调用、革职留任、革职、撤祠、赐恶名、赐死等。

（三）、等级

东周时期，官员的等级是“九命制”，即以九个等级来确定诸侯和百官的地位，官员的等级开始趋于明确的划分。

秦汉时，实行粟石品级来区别官员的等级，不同官员有不同的品级。

魏晋南北朝时期，则采用品、班、命等划分官阶和等级的方法，逐渐形成了九品十八级的官制体系。

隋朝开始，官员统统分为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两级，类似于正副两级，共分有十八级。

确立明确等级以后，作为政府给予官员的报酬，俸禄的发放也就有了依据，按照其不同的等级分配。

《周礼·王制》记载：

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从周朝开始，一直到隋朝，基本上都是实行以实物为主的俸禄制度，以土地、粮食等形式发放。

唐代以后，官员俸禄开始由岁禄、月俸、职分田等多种不同形式构成，实行实物和货币并行的俸禄制度。

宋代以后，经济水平获得了空前发展，官员的待遇也越发优厚，俸禄转而以货币为主，除了俸钱之外，还有禄粟、职田等实物奖励。不仅如此，甚至还出现了“衣粮钱”、“给券”和“茶汤钱”等名义发放的津贴和福利。

而到了明清时期，基本上俸禄都以白银的形式为主，局部时期辅以粮米和其他实物。

（四）、监察

秦汉时期，作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职掌着“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的职责，也是御史大夫最主要的职责。

汉武帝执政后，一改之前的无为治法，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各设刺史一名，以“六条”问事，监督管理各级地方官员。

唐朝开始，在中央设立御史台，下辖有台院、殿院、察院，专门负责对于官员的监察工作，使得文官制度中的监察职能，趋于成熟和规范，保证了文官制度的合理推进。

宋代除了设置御史台来纠察官风以外，为了肃正纲纪和严格管理官员，还设立了谏院“风闻弹奏”。

明代时，将之前的御史台改组为都察院，专门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到地方巡回监察，称为“巡按御史”。后来，还设立了六科给事中，与中央六部进行对口的监督。

清代时，将前朝的六科给事中，合归于都察院统一管理，专司监察职能，提升文官制度中的监察职能。

（五）、致仕

官员到达一定的年龄后，朝廷准许其退休归养的制度。一般致仕的年龄为七十岁，有疾患者也可提前。官员以何官或何职致仕，致仕后的俸禄等待遇，与其功绩以及皇帝的恩宠和亲疏程度有关。《尚书大传·略说》记载：

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

汉代官吏退休有如下规定：官吏年七十，耳目不聪，腿脚不便就得致仕；告老退休后，朝廷给其原傣禄的三分之一，以示尊贤；官吏年老告退，也是为国家让贤路，引入新的人才。

唐朝沿袭了汉以来的制度，规定凡职事官年 70者，均应退休。但是，实际上亦不局限于70岁致仕，“年虽少，形容衰老者，亦听致仕”。太宗贞观年间诏文武百官致仕者，准许有“参朝”的条例，并且规定“参朝之日，宜在本品现任之上。”这是给致仕官员在政治上的一种优抚和待遇。

唐代之前的致仕制度，一般而言没有太大的定数，造成官员之间极大的悬殊和差异。

北宋时期，由于“冗官冗员”现象严重，官僚机构庞杂繁多，宋朝统治者不得不制定出一套条例和法令，使得致仕制度更加完善和固定。对致仕官员的条件、待遇、安置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使之成为一种法律，尽管历朝历代在后来有所修改，但大体思路一直被后世沿用。

《宋史·致仕》记载：

景佑三年有诏，致仕官旧皆给半奉，而未尝为显官者或贫不能自给，岂所以遇高年养廉耻也?其大两省、大卿监、正刺史、阁门使以上致仕者，自今给奉并如分司官例，仍岁时赐羊酒、米面，令所在长吏常加存问。

三、文官制度的特点

（一）、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

君主专制，是我国古代政治统治的最核心部分。君主握有国家的军政大权，握有臣民的生杀大权，各级机构和官员，都受职于皇帝，为皇权服务，对皇权负责。

“家天下”的意识根深蒂固，层层节节的文官制度，作为封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权力指向单一、大众意识淡漠、人身依附严重，导致官员形成了亦主亦奴的双重人格，对上曲意逢迎、对下作威作福，由此滋生出了种种的弊端，限制了文官制度的健康发展。

尽管《孟子》记载：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但这种圣贤思想，仅仅在闲暇之时被经常被提及，在真正的政治制度中无人顾及，在文官制度中亦是如此。

（二）、特权思想严重

特权主义思想古来有之，基本上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在文官制度中更是如此。官员在做官的同时，自然拥有了权力和地位、财富、名望等等。

久而久之，做官已经不再单单是一种职业，而成为了一种身份，一种等级，影响了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圣训，就是对这一特权思想的真实体现。

官员除了有正常的俸禄之外，还有占田荫客、不纳税、不服役等隐性收入和年节孝敬、陋规津贴等灰色收入。

（三）、腐败现象严重

首先说，腐败问题不仅现在大力强调，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腐败问题都成为了一种顽疾。产生腐败的原因，必然是由于公共权力的相互制约机制出现了缺失或者失衡所造成的。

所以，可以说腐败是所有专制体制下，不可避免出现的附属品，无论你是否情愿，它都不可避免。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君主集权体制下，尽管有严格法令和专职机构监督防范和惩处腐败问题，但由于所有的监督机构权力来源都同出一系，而且监察方式和手段单一固定，其作用和效力都十分有限，所以官员腐败的现象比较严重，极难整治。

（四）、缺乏专业技能

在传统的取仕制度下，官员的知识结构非常单一，专业技能非常匮乏，专业操守更是空白，出现外行领导内行是大概率的事件，已经见怪不怪了。

官员如果不是出身士族或者门第之家，出仕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都是一些维护封建统治的圣人之言或者经史子集，实用效能非常低下。

而且，由于分散的小农经济状态，使得本就缺乏实践能力的各级官员，职责变得十分单一。比如，负责倡礼教的官员，只知道满口的仁义道德；负责催粮征税的官员，只知道斤斤计较的收租；负责弹劾上奏的言官，只知道鸡蛋里挑骨头，风闻言事找茬挑刺……。因而，所有官员不可能也不需要具备分析、整合、调控、统筹社会的知识和技能。

我国古代的文官制度，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时代的局限性和落后性，也无可争辨地蕴涵着丰富的历史进步性，是前人给后世留下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

《帝国的终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