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迈不过去的一个人，他的诗文足以光耀千秋，可他志不在此，像宋朝很多心怀天下的士大夫一样，他的理想是实现政治抱负，于是有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这个变法可谓空前绝后，他的成败是非功过，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争议不断。因为他的想法太超前了，第一次提出了“贷款”刺激经济的设想，超前到几乎让人怀疑他是穿越过来的，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变法思想在900年后帮助美国解决了经济危机，王安石到底是怎样神奇的一个人呢？

为了躲官宁肯藏身厕所 王安石蛰伏20年的谜团

1042年，开封金明池边，万头攒动，热闹非凡，这一天是科举发榜的日子。在身穿绿袍、意气风发、琼林赴宴的进士队伍中，22岁的王安石走在其中。这一年，他在839名应试者中考取了第四名，这个父亲早亡，家境窘迫的贫寒书生终于迎来了生命的转折。王安石从一个地方小官起步，迈上仕途第一级台阶。

县令王安石到任的这一年，鄞县正好迎来多年未遇的大丰收，可是他发现农民的日子依旧不好过，一问才知道，不少农民因为春天急于耕种，手头没钱，只好向富户去借，因利息很高，一般都是四分利，秋收后连本带利还给富户之后，再去掉官府的赋税，就剩不下什么了，丰年尚且如此，歉收的年头，农民的生活更为凄惨。

这种情景触动了王安石，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县衙把现有资金以二分利向百姓放贷，农民可以减轻一半的负担，县衙也可获得20%的利润，增加了财政收入，这个办法就叫做“青苗法”。此法在鄞县施行3年，效果很好，这个县令卓越的政绩很快引起了朝廷的关注。

当从京城赶来的宣诏官，拿着皇帝的诏书来到王安石家的时候，大吃一惊，王安石连影子都找不到。这次朝廷委任的官职是“同修起居注”，职责是跟在皇上身边，记录皇上言行，是被无数人羡慕的位置。宣诏官等了半晌不见人，干脆把诏书放在桌上走人，这时，一直躲在茅厕里的王安石追出来，把诏书塞回到官员的怀里，接着又写了八九道奏章请辞。

从22岁中第开始，直到47岁位开始推行变法为止，这20多年是王安石一生最大的谜团。他不断地拒绝朝廷授予的高位，视功名如粪土，他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在每一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但就是拒不入京作官。

王安石的理想并不是进京做言官居闲职，所以他宁愿在地方官的任职上干点实事。范仲淹发起庆历新政最终失败的教训，使后来的改革者把得遇明君，作为成功的关键，王安石决定等待。

他请辞一次，声望就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谢绝，最后从京城里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他从仁宗等到英宗，最后终于等到了神宗，他敏锐地预感到，时机终于来了。

终于等到这一刻 千古一遇的君臣际会

宋神宗

公元1067年，20岁的宋神宗登上帝位。

此时北宋立国已逾百年，庆历之前的各种积弊不断加深，冗官和冗兵两座大山，让国家财政濒于破产的边缘。神宗即位前两年，宋王朝的财政赤字接近1600万贯，相当于北宋初期一年的收入。

让皇帝更没面子的是，竟连官员的“红包”都拿不出来了。1068年底，正逢朝廷春季大典，按照惯例，皇帝要赏赐文武百官银两和绸缎，但此时国库已空，该怎么办？皇帝把这个难题摆到翰林院的学士们面前。

没想到，“红包”问题最终引发了一场史上著名的辩论，王安石以闪亮的方式登上北宋的政治舞台。

司马光赞同免去官员赏赐，他振振有词：“国用不足就带头减俸。”

王安石却认为：“减俸不能解决问题。造成国用不足，是没有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针锋相对：“你的善于理财，不过是巧立名目从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反驳：“你不懂理财之道，有了善于理财的人才，不增加捐税也能解决国家财政问题。”

司马光不以为然：“岂有此理？天下之财是一个固定常数，不在官就在民。”

两人并未争出个结果，但是王安石的一句“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已经足以打动帝王心，他让皇帝一下看到了富国的希望。

这场对话也让今天的历史学家感到惊讶，认为王安石已经发现了“用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成长”的经济奥秘。

很快，王安石几乎以“帝师”之礼被神宗迎进朝中，两人共同谋求改革，关系密切到被臣子称作“上与安石如一人”。 神宗也自诩“自古之君臣，如朕与安石相知绝少”。

天才的设想、实践和理论兼备的改革者、皇帝坚定不移的支持，这场变法似乎已经具备了成功的一切要素。

1069年，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开始了。

空前绝后的变法 朋友最终成了死敌

王安石似乎神奇地具备了和今人接近的经济眼光，试图以刺激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来稳定国库的总收入。

他设立了专门机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一道道法令公布实施。王安石进行的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制度性探索，他试图用“计划之手”把每个经济元素都管理起来，增加官府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史学家评价“他900年前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在当时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这场改革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触动了皇族、高官、大地主与大商人等利益集团。很快，朝野上下，如同发生一连串的地震，反对的声浪汹涌而来。

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王安石的好朋友司马光。

此时的司马光内心非常纠结，对于这个个性异常固执的朋友该怎么办呢？当年，他和王安石同在包拯手下为官，包拯给王安石敬酒被拒的往事他还记忆犹新，他对这个同事的评价是“不通人情，性格执拗”。虽然性格迥异，见解常不同，但是两人都才高八斗，两袖清风，不蓄财，不纳妾，是当时士大夫中的异类，最终因为相互欣赏而成为好友。

可是，王安石大谈“理财”，并以此作为变法的主旨，却触碰了儒家的禁忌，也让司马光心惊。儒家历来从不公开谈“理财”，因为有“聚敛”的嫌疑。他决定劝说王安石放弃变法，不要背上恶名。

司马光情深意切地写了三封“公开信”，洋洋万言，对利字为先的变法表示忧虑，却只得到王安石400多字《答司马谏议书》，被干净利落地驳回，由此产生了一篇变法的檄文，也成为辩论文章的典范。王安石选择为变法断绝友情，从此二人站在各自的阵营，化友为敌。

294卷的《资治通鉴》是中国最著名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作为史学家的光辉，远远超越了作为政治家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政治失意成就了司马光。

没能阻止王安石，司马光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意志，他留下一句“君子和而不同”，远离京城，著书洛阳15年。一场政治斗争，没有刀光剑影，没有血雨腥风，这大概是宋朝政坛最后的君子之争。

生命和新法一起终止 身后空留千年争议

流民图

1074年的开封。春夏之交，树叶居然已经变得枯黄，连着七八个月没有下雨，旱灾之后接着是蝗灾，田里的作物尽数枯死，北方大批流民涌进京城。人们在焦急地等待一场雨，不仅因为这场雨可以缓解旱情，还因为，这场雨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决定着当朝宰相的命运。

这无疑是王安石遭遇的人生最大一次危机，起因是一张画。不久前，一份“边关急报”被放到了宋神宗的面前，打开一看，却是一幅《流民图》长卷，图中饥民衣衫褴褛，口嚼草根，扶老携幼，呼天抢地，极尽困苦之状。

画这幅画的是负责看守城门的监门官郑侠，他把每日城门所见流民绘成图画并写下《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上奏给皇帝，称百姓被新法所苦，请求罢除新法，但是中书省拒绝转达。他又冒着欺君之罪，假冒边关急报交给银台司，直接呈交皇帝。他甚至为此赌上自己性命，声称：“如果皇上罢除新法之后，十天不下雨，我甘愿被斩首！”

面对《流民图》，宋神宗被深深震动了，长吁短叹，夜不能寐。联想到不久前华山山崩，他神色黯然地问王安石：“难道真的因为变法导致天变吗？”

王安石仍沉着应对：“水旱灾害是自然现象，即使尧汤的时代也难免。”然而，他的心在下沉，变法艰难地坚持了5年，宋神宗终于还是动摇了。

天变之说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流民图》给变法的反对派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朝野上下，罢除新法的呼声越来越高，让王安石心惊的是，百姓也要求废除新法。有些情景是坐在高高相位上的王安石所看不到的。

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说了算，且秋天必须按照这个数目连本带息还上。

一个陕西农民春天向官家贷陈米一石，虽然官方规定的利率是二分，但是一些地方官吏会私自加到三分甚至更多，这样，他秋天还的是新米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这还是比较好的情况，高的竟达35倍。

老百姓不理解新法，也没人向他们解释，地方官的话就是法律，困苦中他们只有一腔对王安石的怨恨。

一个腐朽的官僚体制，怎么可能担当起执行新法的重任呢？新法成为贪官污吏寻租、敛财的工具，催生出更多的腐败。最终，天下的怨怒似乎都集中在王安石一个人的身上。为了平息“民怨沸腾”，王安石被第一次罢相，新法被暂停。

历史就是这样诡谲，在新法被暂停后的第三天，天降大雨，郑侠保住了性命，一张画告倒了一个宰相。虽然一年后王安石官复原职，但变法集团内部纷争迭起，他最终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不久，他第二次被罢相，从此远离政治中心，他主持的变法共持续了7年。

宋神宗并未如此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富国理想，王安石走后，新法得以继续实施。

此时宋神宗面对的再不是空空如也的国库，变法实行不过数年，全国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最高时达到8000多万贯。“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内殿32座库房堆满绢缎，又再造20座库房堆积，中央积蓄的钱粟，可以支20年之用，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所纾解。

新法一共实施了16年，直到宋神宗去世。1086年司马光回朝担任宰相，他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时机，新法被全部废止。

新法废止一个月后，王安石“积郁而终”。

他看到了富国强兵的短暂曙光，可是他没有想到是的，北宋此后陷入党争的泥潭，新党旧党反复倾轧，腐败丛生，41年之后即告覆灭。

900年后 美国学习王安石变法度过经济危机

美国经济危机

美国联邦剩余商品救济公司门口，人们排着长队领取食物和生活用品，脸上的愁容慢慢舒展。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实施，经济危机中的美国人在大萧条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时任农业部部长的华莱士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建立了商品信贷公司和联邦剩余商品救济公司，一方面实施农业贷款,一方面收购多余物资和粮食食品,免费分发给城市人民,不但解决了救荒问题,还保证了粮食物资价格的稳定,奠定了解决大萧条的制度基础。

这些政策似曾相识？没错，它来自王安石变法的设想，华莱士对此直言不讳。王安石变法的资料在19世纪末由传教士传到美国，引起了高度关注，华莱士研究之后深受启发，他表示新政农贷法正是脱胎于王安石的青苗法。

王安石绝对想不到，他的变法新政在900年后解救了饥饿的美国人民。这场变法超越时空终于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来自宋朝士大夫的改革设想，最终成为全人类的文明遗产。